作者：郑磊

　　民以食为天，是古老农业时代的生活智慧。

　　即便我们一只脚已经迈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农业生产仍是工业的基础，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农业生产波动，也依然体现在工业经济周期之中。在实现以无土栽培和人工光照技术为主的农业生产之前，农业该如何发展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核心问题。

　　在21世纪生态文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农业发展要如何从过去不遗余力地用工业化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的旧模式，向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进行转化？这正是农业经济学家温铁军及其团队20年来在农业生态化和社会化的实践中努力想要回答的问题。在他的新作《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中，他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农业模式，探讨了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翔实的国内外可持续农业实践案例，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把脉开方，其建议值得我们思考。

　　生态化是人类文明的出路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2000—2025年地球平均气温将上升0.5摄氏度，这是前所未有的急剧温暖化时期。气候无论变暖还是变冷，都可能带来自然灾害或生态危机，农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例如，在新石器时代，在距今5500多年寒冷期的冲击下，中国早期文明和西方早期文明都面临了衰落，人类不得不多次重新学习和发展农业。

　　农业严重依赖气候，农业1.0就是史前最早的农业形态。《从农业1.0到农业4.0：生态转型与农业可持续》（以下简称《从农业1.0到农业4.0》）从历史上的气候变化讲起，得出近50年来，气温每上升1摄氏度，粮食产量就下降5%的结论。但是作者认为，对农业发展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个因素，而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发达的国家制度体系发展大规模农业生产，造成的环境灾难愈加恶化。自1990年以来，约75%的农作物已从耕地上消失，农业系统的抗灾能力受到冲击。作者认为这种农业生产也诱发了生态危机。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主要依靠多元化综合经营和自然多样性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温铁军教授曾多次引用爱因斯坦的名言提醒人们：“人类不可能用制造问题的思路去解决问题。”当农业被工业化改造之后，问题丛生，我们深陷发展困局，一定要有创新性的思路才有可能解决问题。生态化是人类文明的出路，也是农业走出困境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义。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就曾指出，“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希望之光”。

　　农业1.0对应殖民地大农场，我国因受资源禀赋硬约束，难以效仿其走规模化农业道路。农业2.0对应设施化农业、工厂化农业，近年来面临高亏损和严重的环境负外部性。农业3.0对应三产化农业，因其与形态各异的自然条件和社会资源相结合而呈现出多元化。农业4.0即社会化生态农业。通过互联网等工具，将农业多功能属性所内含的教育文化历史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彰显出来，带动农村经济回嵌乡土社会，农村经济回嵌资源环境，最终达到人类回嵌自然的生态文明新时代。

　　发展农业只能走自己的路

　　在《从农业1.0到农业4.0》的第二章，作者具体介绍了农业发展的几个主要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主要存在于英语国家及其周边受其影响较大的地区，如墨西哥、菲律宾等国。这些地区高度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实行大规模集成农业模式，通过规模化经营、机械化生产、单一化种植、市场化销售，进行高投入和高消耗的农业生产。

　　而莱茵模式主要在欧洲，属于中小农场农业，由于人口较少，人均资源相对较丰富，具有一定的社会农业、生态化、绿色等特征。

　　作者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依赖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莱茵模式则因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生产力难以提高。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较多，人口比较多，人均资源较少，中国尤其如此，因此发展出了主要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原住民农业。这种东亚农业模式是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小规模农业与手工业生产的经济形态，具有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经济运行机制。其中，自耕农最为普遍也最具代表性。东亚农业模式主要以中国为代表，甚至是以中华文化为核心。

　　系统介绍中日韩传统农业的一本代表作是美国农业学家富兰克林·H.金所著的《四千年农夫》，该书认为东亚农业是和谐的农业。中国山地多，平原少，以东亚季风性气候为主，雨热同期，而且“人地关系”紧张。众所周知，中国的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自古以来人口密度一直很大，生存条件与人口增长受到自然资源条件直接且强烈的制约。中国每个朝代都维持着数千万的人口数量，宋代人口总量开始过亿。清朝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形态延续了280多年，人口规模更是达到4亿。

　　据国外学者的研究报告，目前全球栽培的植物大约有1200种，其中200种直接发源于我国。传统农业经济具有稳定发展和可持续的特征。12000—13000年前，中国进入早期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东南沿海和云贵高原地区一部分人以狩猎采集为生，另一部分人以水稻种植为生。同时期的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地区则是以小米生产为主的旱地农业，而在东北北部、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由于气候的干燥寒冷，仍然以狩猎采集为主。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村社制度，是为了共享水利，这和东太平洋季风降水的不平衡有关，人们被迫组织起来建设水利系统。几千年来，中国不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还有以水立国的德治传承。

　　通过梳理传统农业形成的历史缘由，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坚持生态文明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来历史演变的客观结果，不是主观选择。自耕农业必须保证可持续性，维护好土地的再生产能力，因而它天然是有机的，是生物多样性的。由于人口多，土地必须在全社会均分。此时官方机构或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乃至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在日本、韩国也非常明显。

　　如果东亚国家不按照自身农业发展模式的客观规律和文化内涵，照搬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者莱茵模式，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模式对比的基础上，作者论证了东亚农业只能走自己的路。通过比较东西方农业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路径，作者指出“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是当今人类追求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也是中国作为具有5000余年文明历史和生态文明传统的国家对全人类的责任。

　　农村成为“资源整合者”

　　该书用三章的篇幅探讨了可持续发展农业和中外的实践案例。作者认为农业具有“生产、生活、生态”的属性，农村具有“共存、共生、共享”的特征；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兼顾农民的生计、农村的就业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国内案例因为限于信息可得性，以及有些试验性做法还处在起步阶段，可能较难在其他地区复制。中国各地区地理、气候和农业资源差异较大，需要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或选择合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尽管如此，作者仍从共性方面总结了针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建议。

　　作者提出的对策，首先是进行组织化变革，壮大农村集体经济。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农村财产关系的变革作为主要内容。新形势下，要以信用合作为主体，生产、供销合作为两翼，形成覆盖县、镇、村的“三位一体”农业综合体。第二是模式化变革，借鉴传统农业优势推进立体循环农业，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减量化生产模式和生态产业园模式能够满足民众对有机食品和休闲养生文化的需求。以果蔬等传统农产品种植产业为支撑，结合采摘、点种、插秧、耕耙等农事活动，开发以田园娱乐体验、生态养生等农事、农趣体验为特色的循环农业有广阔发展前途。

　　为了将这些对策长期化，还需要推动战略化变革，对农村自然资源立体式开发，推进生态资源价值化，提升绿水青山“颜值”，做大金山银山“价值”，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增量的生态资源资本化。

　　目前一些地区已在一级市场完成股权设置及协商定价的制度，让村集体作为“资源整合者”，形成村民股权的交易合约结构化。有些地区的村集体引入了外来投资主体，形成组合投资和资源多元开发。村集体将取得的资产收益在做出一定扣除之后按股返还村民，成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了促进资源性资产的直接融资，活化大量占压的地方财政投资，各地还应进一步推动乡村集体股权资产委托交易的证券化，实现全域生态资产可拆分交易，对接外部过剩的金融资本。

　　农业资源资本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随着社会需求的改变，其对象是不同的。各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应因地制宜，结合新需求发挥创造力，而不是走同样的发展路径。

　　这本书对于国外农业可持续发展案例的介绍也特别有启发性。中国和西方国家都出现了城市居民对有机农产品和农业休闲娱乐活动不断增长的需求，德国的市民农园让市民有机会在农村土地上种植花草果树，体验农业生产和耕作乐趣，而农民也正在置换身份进入城市工作。美国的社区支持性农业也和市民农业有关，有机农产品的经营很适合中国农村家庭种植的现状。

　　我们看到，正是城市化为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农业4.0”是发展变化的，这本书梳理了这个过程，但远不是结论，作者更希望的是引发一个大家日益关注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