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强调了中华民族走自己道路的必然性，而且指明了这条道路与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联系。

　　自近代以来，由于现代性在特定阶段上的权力开辟出“世界历史”，并且架构起一种基本的支配—从属关系，从而使得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都被卷入到普遍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但是，现代化的展开和实现，又必然取决于某一民族所处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只有根据其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来具体化，才是真正现实的。由于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而来的现代化，所以它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而在中国的国情中，本质地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基本性质和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特征。也就是说，中国是在其独特的——与西方非常不同的——国情及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并执行自己的现代化任务。

　　因此，要论及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根本不可能撇开或脱离这一现实的前提。作为独特国情之本质重要的部分和文化表现，传统确实是并且也应当被理解为一个本质重要的前提；只有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中国的独特的现代化进程，才包含着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意义和有效作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华文明的传统是强有力的，正像它的现代化诉求是强有力的一样；中国近代以来的现实发展道路是受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制约的，是在这两者矛盾的持续张力中表现自身之独特性的。一句话，从古代中国至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既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也是当今中国道路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使得中国的当代发展必然走自己的道路，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国长期以来的历史性实践，十分清晰地印证了其文化传统之深厚广阔的支配力和辽远恒久的影响力。如此这般的情形，给无数观察家和思想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谢林在感叹亚述、米底、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古老帝国的没落之际，大大地惊诧于中国像一条不知其源头的河流始终在从容地流淌。如果说这种国运与其文化品格有关，那么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如此地独特和坚韧，以至于这个民族实在应该被称为一个“伟大的、独特的例外”。二战以后，费正清同样指认了这一点：中国虽然有不断的变化和千差万别的情况，却从不脱离其文化上和制度上所特有的总格局，“总之，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了体现为气势磅礴和坚守既定方针的惯性，而并非不动的惰性”。

　　当我们强调中华文化传统对于我们历史进程来说的重要性时，绝不意味着可以由此来淡化或贬低我们所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恰恰相反，现代化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来说，乃是最为重大最为根本的任务，甚至传统文化的课题和意义领域也是由此任务而被开辟出来的。这一任务需要大规模的对外学习，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展出它的现代化实践。这样的现代化实践意义极为深远，以至于对它的评价无论怎样都不会太高。但是，如果说，现代化的普遍任务要根据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那么，我们就会充分意识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的基本性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就必然会突出地显现出来，而一个民族（特别是“轴心期民族”）的文化定向就必然在这一进程中具有本质重要的意义。谢林曾引证文德施曼的结论说：在此起作用的肯定不是某种主观构造的东西，而是强有力的文化原则——它是如此地强大，以至于外来的东西只能在其自身教化范围内维持一段时间，并很快被这一原则所固有的力量所同化并从属于它。

　　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意味着我们必须大规模地对外学习，也意味着外来文化大规模地进入到中国；但这一过程绝不可能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一笔勾销，也绝不可能将中国文化的传统一笔抹杀，而是意味着需要经历“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在讲到古代希腊文化创造的时候曾说，古代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更加强势和优越的东方文化（当时希腊人的宗教几乎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正是由于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他们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就文化结合的锻炼来说，佛教的中国化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更是如此。在文化结合的进程中，一方面是包容性在起作用，即能够接纳和容受外来的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创新性在起作用，而这种创新性是以文化上的自我主张为前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时所说的那样，“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但是，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强调，绝不意味着开历史倒车的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只是在幻觉中试图返回到遥远的古代。真正的文化传统绝不是纯粹的过往，而是依然活在当下的过去。文化传统的精华是在漫长的历史行程中汰择检选出来的东西，也是在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生成的东西，尤其是在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实践为其文化传统的接续提供了一切可能性的前提；这一实践所要求的发展，不仅打开了传统本身所固有的锁闭形态，而且为这一传统的取舍和光大创造了条件并制定了基本方向。由此而形成的发展道路必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这种中国特色却并不仅仅归结为既有的传统，毋宁说中国特色的历史性实践为既有的文化传统开辟出真正的意义领域和活动空间。一句话，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依循这一发展道路的实际取向而被开启、被重建并且被复活的。这个过程，或许可以被称为“实体性内容的再度青春化”（黑格尔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展现出它所承担的新的文化使命——这一使命不是返回到纯粹的过往中去，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科学的划时代发现，应当成为研究中华文化传统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正因为唯物史观乃是研究的“指南”，所以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具体的专门研究。恩格斯在他的晚年书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而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样的研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当然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也就是说，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但这样的独立自主又绝不意味着孤立主义和自我封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要秉持开放包容——这种开放包容是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即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从而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