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核心观点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理想，也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和平相处与自由发展的理想，还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结合”追求中国与世界和平的伟大实践，因而具有内生性、稳定性、传承性等特征，不仅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更为世界的和平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从历史、文化、文明的维度深化对和平的理解，更加自觉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建构中国的和平话语，提出“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并通过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使中国的和平主张与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得到进一步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既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理想，也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和平相处与自由发展的理想，还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立足“两个结合”追求中国与世界和平的伟大实践，因而具有内生性、稳定性、传承性等特征，不仅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更为世界的和平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和平的理解与向往多有相容互通之处

　　中华文明是热爱和平、崇尚和睦、追求和谐的文明。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孕育出爱好和平的情感信念，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学说。比如，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道家推崇道法自然、无为无争；墨家强调兼爱相利、非攻尚同；甚至连以战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兵家，也提倡上兵伐谋、非危不战。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中国的和平观进一步吸纳了佛教等外来文明中的慈悲无诤、止暴戒杀等思想，并通过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途径渗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刻入到中华文明的基因之中。“和平”也由此上升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之一，塑造出中华文明“天下太平”的政治理想、“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

　　正是基于对和平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张骞通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中国带给世界的始终是和平与交流，而非战争与殖民。即使是在近代中国饱受欺凌的境况下，中国人民的和平信念也从未消退。正如孙中山所说：“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中华文明的这种和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得到其他人类文明的感知与赞扬。例如，公元5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摩西在其《亚美尼亚史记》中表示，中国人“民性温和，不但可称为和平之友，还可称为生命之友”。近代英国哲人罗素认为：“如果世界上有‘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的态度就是宽容和友好”。

　　然而在清末民初之际，由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一度被一些人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而西方文明推崇的“竞争”“战争”则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欧洲国家之间的野蛮厮杀震撼了世界，这种弱肉强食的“进步”观才遭到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的和平观也因之再度得到重视与肯定，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出现的对外扩张、殖民掠夺等现象进行了总结反思，并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等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追逐更多利润和新市场而不断发动战争的本质，呼吁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摧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彻底铲除战争根源，实现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和平观的背景起源、文化渊源、理论来源等方面存在不同，但彼此对于和平的理解与向往多有相容互通之处。这最终为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更新发展中国传统的和平观提供了可能，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走向现代、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使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中国化，使中国传统和平观现代化，使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世界影响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与战争中诞生，其和平使命是强烈的，其和平信念是坚定的，其和平主张是鲜明的。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把“和平”列为其奋斗目标：“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深相结合”，并自觉使用两者的思想资源构建和平主张，指导和平实践。例如，毛泽东在《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以及吸收中国传统的兼爱非攻、以战止战、世界大同等思想，深入思考和平与战争、革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分析说，“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为了“永远消灭战争的条件。”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进一步把中国的和平与世界的永久和平联系起来，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从抗日战争末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还多次引用孔子的“和为贵”一语，指出“和平”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并宣称“保持世界和平”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倡议联合全世界“和平民主力量”“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和平观与中国传统和平观相融合，并根据冷战的国际局势，围绕主权独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革命与战争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和平主张与实践，包括“求同存异”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不仅有效维护了中国自身和平，也为推动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为世界多数国家所接受，被载入一系列重要国际文件，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更新了中国的和平观，延续发展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毛泽东多次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声明：“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中国传统的和合、和谐、兼爱、互利等思想，探索研究和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秩序、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和谐世界等主张，并积极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着力通过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来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走向和平、和睦、和谐。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更加主动地使用“和为贵”“和而不同”“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概念来表达中国的和平主张并赋予其新的含义，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准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和平观更加中国化，使中国传统和平观更加现代化，使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更加具有世界影响。

　　使中国的和平主张与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得到进一步光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两个大局”、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本根、坚持“两个结合”，更加自觉地从历史、文化、文明的维度深化对和平的理解，更加自觉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建构中国的和平话语，提出“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并通过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积极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而使中国的和平主张与实践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也得到进一步光大。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谈到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出“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基因。这一观点不仅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具有内生性、稳定性、传承性等特征，还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双重和平基因已有机结合并融入到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更揭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非权宜之计，而是由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决定的。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理念，并把和平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第一要素，向世界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对于和平的深厚情感与执着信念，为人类的和平理想注入了中国价值、中国精神。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共同体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一家”等思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促进世界和平的动力所在，“新型国际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前途所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优先、均势制衡、零和博弈、国强必霸、文明冲突等逻辑，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的文明理想与方向，为人类实现永久和平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这些新的和平主张与实践，不仅再次彰显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也证明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更预示着中华文明之光必将照亮世界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