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核心阅读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代表着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第一个高峰。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薪火相传、焚膏继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交出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答卷”，为构建中华文明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独特贡献。

　　考古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类文明的遗存，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复杂系统，可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门学科的繁荣发展、根深叶茂，虽然需要起于累土、不择细流，但要真正立起来，必须要“得其大者”。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考古学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运用“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回答好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

　　长期以来，西方理论界、学术界形成了对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主导性话语优势，导致了把现代化与西方化相提并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学家苏秉琦就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40多年过去了，中国考古学虽然在重大考古发现和学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学科理论的系统构建思考上，仍然没有超越以苏秉琦区系类型理论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本土化”的第一个高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关键在于不断增强考古学科的主体性，必须要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要扬弃中国现代考古学百年发展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因素，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

　　在探索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规律中提供中国考古学理论方案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考古学是探索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现代考古学对中华文明的探索，从来都离不开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命运的观照。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考古学，决不能躲进象牙塔、置身世局外、关门搞研究，而要结合学科特点、发挥学科优势，积极主动回应近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文明等级论”“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在阐释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探索总结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经验和普遍规律，在文明研究、联合考古、古迹修复和博物馆交流等各领域，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交流合作，为保护人类文明贡献中国力量。

　　要大力培养具有世界眼光的复合型高水平考古领军人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衡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涵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禀赋，助力推动人类文明走向更加开放包容、互信互鉴、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在坚持群众史观中推动考古成为人民的事业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考古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民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考古学怎样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这需要考古工作者朝着什么方向努力？文物和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文化资源，考古学要科学回答好人民之问，就要走与人民相融合的学术道路。

　　考古工作本来就根植于人民，所发掘的都是先民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同样也必须面向人民，直面群众需求，让考古学科的成果和价值走进日常生活，让人民群众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要“让文物活起来”，善于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策划沉浸式、互动式的考古成果展示，使文物古迹成为人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生动课堂和鲜活教材。“让遗址会说话”，深入阐释大遗址的文明深度和历史厚度，有效贯通考古学的“学校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积极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在把握时代脉搏中寻找新时代中国考古学之道

　　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人薪火相传、焚膏继晷，就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等重大研究课题，交出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答卷”，为构建中华文明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考古人的独特贡献。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研究不断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深入、走向世界。北京田园洞遗址4万年前人骨DNA分析以及许家窑人、灵井人、马坝人等中国古人类化石高分辨率CT技术研究，为揭示现代人起源演化提供了新思路新线索。浙江上山遗址的万年稻米和北京东胡林遗址的万年粟黍粒是东亚地区农业起源的重要物证。浙江良渚古城的系列重大发现，不仅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突破了文明社会“三要素”的传统判断，构建了“文明”定义的中国标准。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文明独有的“多元一体”格局和辉煌灿烂的文明成就。

　　新时代新征程的中国考古学，要强化使命担当，更加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考古力量。主动发挥学科优势，坚持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凝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物基因，萃取华夏文明的精神内核，赓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扎实构建中国考古学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努力建设浸润世道人心、展示华夏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影响人类思想发展的世界一流学科。

　　新时代的考古工作者应奋发有为，书写出不负历史、不负时代的考古答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