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晓帆

　　从民居、古建筑和乡土建筑到民俗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再到农业文化遗产、村落文化景观……我国对乡村遗产的认知，先后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更迭，见证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

　　我国的乡村遗产是在时空演变中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也是乡村在特定历史进程与生存空间中，借助本土实践与地方知识，持续性作用于村落生态与社会环境而形成的复合型活态遗产。乡村遗产不仅孕育着耕地、山脉、河流、动植物等自然地理与生物资源，形成了民居、院落、巷道、祠堂等物质遗存，还包含着传统知识、非遗技艺、民俗活动、地方传统等无形要素与历史人文信息的传承。

　　有很多现实案例不断给我们启发和提示：从活态遗产的理念出发理解中国乡村，才有助于实现乡村遗产“见人见物见生活”的保护状态，完整地认知新时代乡村遗产的价值。

　　福建省永泰庄寨是永泰人世代依存与依恋的空间，承载着家族成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功能和情感寄托，其价值不仅体现于庄寨建筑的物质本体，还包含依附于物质和空间而存在的非物质文化，包括传统礼仪、技艺、民俗等，甚至还包含沿着闽江流域，与福州城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家国情怀与文化理念等城乡关系。福建永泰县诸多庄寨的后人，在“家文化”的影响下，通过祭祖、修谱、修缮等方式追思先祖，共同参与庄寨的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当下乡村吸引人才回归、带动城乡资源融合的案例。

　　有效拓展活态遗产的城乡边界，可以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提供有益借鉴。“平遥四百零八村，数一数二数梁村。”梁村曾是晋商平遥帮的票号业中心，村落布局呈凤凰展翅之状。村舍建筑由一街五堡组成，上百座传统院落井然有序分布其中，很多是晋商故宅，以精美的木雕、砖雕、石雕而闻名。村中有大庙、堡中有小庙，大庙集中，小庙分散，形成了寺庙建筑群。平遥古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向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历史画卷。历史上，从村子中走出的晋商远走营商、开枝散叶、积累财富、反哺归乡。这些来自乡村的人们，将长期的财富与人脉积累用于村落建设，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家书、宅地、义学、行医，体现出厚重的家国担当与故土深情。行通天下、荣归故里、为善众乐，由乡愁而思归，这些文化遗产让作为家园的乡村与当代人发生着真实可感的情感联系，体现出从家庭、家乡到家国的认同与归属。这正是我们今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所需要的文化凝聚力。

　　在河南省林州市，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大型“引漳入林”水利工程，修建起了全长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这是当地人民面对艰难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集体力量的工程。因渠而兴，红旗渠深远地影响着沿线乡村景观与人的发展。7万多名修渠人，既是当地普通的村民，又是“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英雄。红旗渠沿线乡村遗产不仅彰显了与艰苦条件持续战斗的群众智慧与勇气，更重要的是培育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这些乡村里的不朽丰碑值得好好守护。

　　人，依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灵魂与主体。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乡村遗产保护，不仅能让遗产背后的人、事、意义和价值浮现出来，而且能够通过阐释传播，让价值成果有效地融入当下。乡村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需以整体视野，以人为核心，去探索可持续发展的本源和演化规律，以便建立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杜晓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