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利亚·戈瓦莱（Velia Govaere）（[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远程教育大学对外贸易观察站全球事务主任、研究员）/文 王悠然/译

　　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的欧洲中心秩序遭遇全球化裂变的挑战时，世界正站在历史重构的十字路口。保护主义的回潮撕裂了自由贸易的共识，产业转移与价值链脱钩加速了南北依存关系的质变，而曾被边缘化的“全球南方”国家，却在这场系统性震荡中悄然崛起——从生存困境的挣扎到“金砖+”机制下的多极探索，从依附性增长到地缘战略自主的觉醒，新的力量格局正在重塑国际体系的底层逻辑。本文将以全球化变局为背景，剖析“全球南方”国家如何突破结构性束缚，为失衡的世界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想象。

　　逆流与重构：保护主义冲击下的全球化变局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在目前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这并非一个全新现象。自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出任美国总统，美国就开始实施保护主义政策，试图发动贸易战。当时，争端集中在特定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上——中国对美出口、欧盟对美的钢铁和铝出口以及自1994年起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要求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在21世纪之初，人们很难预料到世界会走到今日这个地步，保护主义威胁着曾经取得的进步。因此，开放的贸易应该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成果，必须加以保护。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矛盾在初期几乎未引起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警觉，但这一趋势正在加剧。在发展早期，“全球南方”国家整体上依靠出口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当时的世界遵循相互依存的自由市场路线，仿佛未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

　　然而，一场新型的贸易战正在升级，且其影响被美国“锈带”（Rust Belt）大规模去工业化的严峻现实扩大了。一方面，这个现实起到了“缓震”作用。投资向“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向中国的转移，使中美迅速“脱钩”在经济上不可行，抑制了新兴的保护主义潮流。另一方面，这个现实也为美国在关税保护下尝试再工业化提供了政治驱动力。基于这一目的，自特朗普第二次出任美国总统以来，“关税”可能是其公开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随着国际贸易局势日益动荡，“全球南方”国家应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破坏其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的情况。

　　与以往不同的是，面对当前的混乱局面、保护主义的威胁，“全球南方”国家崭露头角，显现出在合作与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持续进步的能力。历史上第一次，那些曾经被压迫、剥削或是在政治上被压制的沉默的国家、人民和文明正在以自己的身份登场，他们的活力和地缘战略力量不断增长，有能力在世界重构的过程中提出可行的国际关系替代方案。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世界各国都真正拥有找到自己空间的可能性。

　　亨利·基辛格在其重要著作《世界秩序》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但并不广为人知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秩序是近四百年以前在西欧，在威斯特伐利亚和平会议上设计的，当时没有大多数其他大陆或文明的参与，它们甚至不知情”。这个观点承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组织观念，美国后来也被纳入其中。基辛格所指的并不是一个历史现象。他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理解的秩序”——在他看来，上述观念未曾改变。然而，世界本身以及许多观念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现今，无法想象有任何一种全球秩序能够忽视曾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地位。

　　《世界秩序》出版于2014年，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已充分理解当今意义上的“世界秩序”不再局限于过去发达国家的概念。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克服人类分裂的过程当中，这种分裂以一些地区的进步和另一些地区的落后为特征。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被压迫群体的自我肯定，他们现在有机会捍卫自己更具主导性的地位。

　　觉醒与突围：“全球南方”国家的主体性崛起

　　二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极不平等且处于工业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庇护之下。而今，情况已大不相同。1980年，德国政治家维利·勃兰特在报告《南北划分：一项生存计划》中将北纬30度线视为“全球南方”（欠发达国家）与“全球北方”（发达国家）的地理分界。

　　彼时几乎无人料想到，仅仅20年后，这种对世界的割裂性认识就会被刷新。当年处于劣势的一方现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主角角色。

　　英国经济学家、“金砖”（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于2001年警告，全球化已导致南北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一些七国集团（G7）成员国的经济实力已被“全球南方”国家远远超越。奥尼尔在《打造更好的全球经济金砖四国》一文中称，未来若干年，金砖国家与某些传统发达国家的实力对比将更加明显，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他建议将这些国家纳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领导层。

　　然而，这并未发生。支配全球经济治理的，仍是追求主导地位的地缘政治力量，而非经济理性。不过，尽管奥尼尔只是提供了分析视角，但金砖国家很快意识到了它们的集体影响力和采取协调行动的必要性，以使自己被纳入当前全球治理格局之中。

　　正因如此，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领导人于2009年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并发表《“金砖四国”领导人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会晤联合声明》，奠定了金砖合作的基础。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砖国家，“BRIC”扩大为“BRICS”，2017年在厦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提出“金砖+”概念。从那时起，金砖国家在制度、经济体量、金融支持以及各类倡议方面持续壮大。尽管“金砖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并非完全等同，但二者承载着同样的愿景，即构建一个多极世界。

　　共生与革新：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探索路径

　　全球化创造的贸易自由化条件，为资本和投资的流动提供了便利的国际环境，从而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诸多进程，其中最关键的是地缘政治：冷战的终结使克服阵营对立成为可能，为全球化开辟了道路。全球化是工业革命以来最具超越意义的历史进程，为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全球化的复杂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世界各国无一例外地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红利。美国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用“世界是平的”来形容这一进程：造成不同国家和文明之间的分裂的各种壁垒与距离正在失去作用。

　　人类生产能力呈指数级增长可以说是全球化最显著的影响，用于衡量这一增长的最准确方法是全球人均GDP。过去33年间，全球人口增幅略超50%，全球GDP却增长了460%，即人类生产能力提升了250%。这一进步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体现得最为突出，1990—2022年，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从87%降至54%。当旨在推动区域发展和减贫的公共政策与贸易驱动的经济增长结合时，“全球南方”国家的减贫成果是最显著的。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典范。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过去40多年里中国约有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1981—2019年，中国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接近90%降至不足1%。

　　拉丁美洲在全球化进程中经历了许多变化，未来需要汇聚政治与社会力量来维护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拉美地区需要反思，全球化贸易红利的窗口正在关闭，构建更公平社会的努力却没有到位。

　　我们正在进入这样一个时期：我们发展的许多前提将受到质疑。“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之上，国际劳动分工遭受威胁，国际合作受到新的力量对比的影响。保护主义和贸易孤立主义的威胁迫在眉睫，这一趋势或许无法逆转，能够与之抗衡的只有“全球南方”国家。

　　当下的政治动荡表明，全球北方内部存在深刻的混乱，所谓的“基于规则的世界”处于危机之中。事实是，正如基辛格所言，“在这些规则的最初制定过程中未扮演主要角色的地区现在质疑规则当前形式的有效性，并明确表示将致力于修改规则”。与西方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沉稳步调和持续共识。这体现为“金砖+”这一总体框架，是整个国际社会重组的一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自我意识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前摄的、建设性的。

　　“全球南方”国家的秩序重构使命与未来图景

　　“全球南方”国家的角色转变，标志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中心—边缘”格局的彻底松动。从被动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到依托“金砖+”机制探索多极化路径；从《布兰德报告》中“生存计划”的挣扎者，到主动参与规则制定的建设者，这一历程不仅是“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实力的跃升，更是文明主体性的觉醒。基辛格笔下“未吸纳大多数文明参与”的旧秩序，在全球化裂变与“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双重冲击下，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新秩序的构建并非坦途。保护主义的制度性固化、供应链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以及西方国家主导的治理赤字，构成三重挑战。然而，历史性机遇同样清晰可见：“金砖+”机制的扩容与实体化举措正打破“规则接受者”的被动角色；数字技术与绿色转型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弯道超车”的赛道；而中国等国的脱贫奇迹，更以实践证明了协同发展战略的可行性。

　　正如弗里德曼“扁平化地球”的隐喻所示，地理与文化的传统壁垒正在消融，但真正的平等仍待争取。“全球南方”国家需以更清晰的战略共识凝聚力量，既要在价值链重构中捍卫发展权，又需通过南南合作填补治理赤字；既批判旧秩序的非正义性，又以实践智慧证明新秩序的可行性。唯有如此，人类方能走出“复古未来主义”的循环陷阱，真正迈向包容、均衡、可持续的多元共生秩序。历史的钟摆已从“单极霸权”摆向“多极共治”，而这一进程的最终完成，取决于“全球南方”国家能否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制度话语权，将文明自觉升华为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