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津战略研究院讲师 杨凤岐

大国兴衰与其人力资本息息相关。聚天下英才为我所用，是大国崛起应有之气度。在由“中国制造”向人工智能、“中国芯”的升级过程中，我国应尽快实现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强国的华丽转身，着力打造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人力资本经济引擎。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既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又可增加个体收入，还能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当前的掣肘因素是城乡居民收入及行业收入差距较大，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分布不均。

我国自贸区建设历经“1+3+7+1”的发展阶段，既布局欧亚大陆又面向海上丝绸之路，也契合地方特色。相比办学早、积淀深且人才辈出的历史文化名城，有些沿海特区城市教育资源与其经济领先地位不相称，于是便涌现了见效快、适应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教育资源举措。例如，国内九所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全部位于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另有为数众多的“两头在外”式国内外分校及科研院所合作项目在经济发达地区安家落户。

因面临拓展国际贸易特殊性的问题，我国自贸区建设对国际化人才需求更旺盛，目前主要有内生和外引两种提升方式。外引重视人才竞争能力和综合素质，是横向比较；内生立足长远，是纵深发展。二者应并行不悖，才能相得益彰。缺少优质教育资源、人才和智力支撑的城市难以实现持久的高速发展，其人文环境亦不容乐观。

在很大程度上已实现人力资本集聚效应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香港特区，目前已有迹象显示出人口净流出的趋势。如果将全国多地以吸纳大学毕业生落户为特征的“抢人大战”比喻为构建人才蓄水池，那么经济高度发达地区出现的“抢大学之战”则堪比建设“水力发电站”和“核电站”，能够积蓄势能并输出动能。教育和迁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教育为长效机制，契合经济内生性特点；人口迁移规模大、见效快，能有选择性地集聚人才。但为维护教育主权和高质量发展之路，有必要制定并遵从严格的筛选机制。此外，在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时还需坚持统一规格、标准、质量和品牌并通过强制认证，完善管理体制、理顺合作关系并支持校企深度合作。

人力资本具有主观流动性，是“会飞的资产”，因此必须重视并研究其在各国和地区间的迁移规律。如欧盟模式允许各成员国公民在其内部自由居住、就业、学习或养老，同时取消移民限制，并允许欧盟护照持有者选择对其最有利的优惠税收政策。该模式对促进国际间人力资本流动、提高各成员国人力资本异质性成效显著，但也带来公共安全、移民歧视、教育机会及拉大收入差距等社会难题。美国采用以制度创新、充分竞争和为我所用为特征的模式，重视制度设计对人力资本迁移的影响，但也出现社会阶层分化、种族冲突、暴恐袭击和利益集团博弈等顽疾。日本和新加坡差异显著，日本倚重内部培养，新加坡因国土狭小只能选择外部引入。

年龄低、技能广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初级人才大多处于职业生涯探索期和成长期，人数众多迁移困难少、学习时间长且竞争意识强；对增强城市活力、改善老龄化社会贡献较大。他们是国际化人才的中坚力量，一旦形成合理梯队就会引发集聚效应。因而，我国自贸区建设要大力吸引和培育该类人才，尽早实现人力资本主导的创新驱动。展望自贸区未来，我国可借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成功经验，即靠环境和制度优势提升办学水平，先引进、后输出，跻身先进教育国家行列，不断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与文化包容。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自由贸易区人力资本集聚及优化配置中交易成本作用机制研究（17BGL104）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