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助理研究员），韩永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文明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今天，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不仅成为人们亲近大自然、放松身心、丰富生活的重要方式，还成了各地经济发展的有力增长点。深入推进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有助于赋能绿色产业升级，将生态文化服务的“高颜值”转化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概念内涵及价值转化逻辑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为经济活动和其他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包括物质供给、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其中，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是生态系统为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而提供的非物质惠益，如精神享受、灵感激发、旅游观光、休闲娱乐和美学体验等。国家林草局等部门发布的《生态产品目录清单（2024年版）》进一步明确，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包括旅游康养服务、休闲游憩服务、教育科研服务、精神审美服务、景观增值服务等具体类型。

　　从生态经济学理论上看，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多以非市场价值形式存在，如存在价值、遗产价值等，但可借助条件价值评估法、旅行费用法等进行货币化计量，以此揭示其隐性财富。基于微观经济学及利益相关者相关理论，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需遵循“价值挖掘—价值评估—创新模式驱动价值变现—健全多元协同机制保障可持续”的路径，形成涵盖价值挖掘、评估、转化及共享的系统性过程，通过各环节的有机衔接，实现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的有效转化。

　　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四种典型模式

　　文化服务作为重要的赋能手段，正通过多元化路径激活生态资源的内在价值。全国各地在实践中探索并形成了成效显著、各具特色的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模式，主要可归纳为文化赋能自然生态型、文化赋能都市生态型、文化赋能乡村生态型和文化赋能文创品牌型四种。

　　文化赋能自然生态型模式的核心在于依托核心优质自然景观，深度融入地方独特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艺术元素，通过系统整合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使壮美的自然景观承载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而打造出具有高吸引力和高附加值的沉浸式体验目的地。如内蒙古阿尔山巧妙融合森林、火山、温泉等自然奇观与蒙元文化、民俗风情及冰雪艺术，构建了四季皆宜的文化生态旅游胜地。福建武夷山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则以朱子文化、茶文化为灵魂，赋予丹山碧水深厚的文化底蕴，给予游客“看山品茶悟道”的独特体验。

　　文化赋能都市生态型模式聚焦于城市及近郊的公园、绿地、湿地等生态空间，通过高标准的保护与修复提升，增强这些生态空间在提供休闲游憩、科普教育、审美熏陶等方面的综合服务功能，使其成为提升城市宜居度的绿色动力。如北京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在大运河畔的生态基底上，有机嵌入艺术中心、博物馆等特色文化设施，成为集市民文化休闲与生态涵养于一体的城市名片。雄安新区在规划前期便前瞻性地将“千年秀林”生态工程与“文化传承”理念紧密结合，推动蓝绿交织、文化浸润的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文化赋能乡村生态型模式立足于乡村特有的田园风光、深厚的农耕文化和生态智慧，通过实施生态环境整治、保护性修缮和利用传统建筑，并引入现代管理理念与设计美学，积极发展特色民宿、乡村文创、农事体验、民俗节庆等业态，从而有效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如浙江安吉余村从矿区蝶变为绿水青山，通过深挖生态文化资源发展研学旅游等，生动诠释了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陕西袁家村以关中民俗文化为核心，精心恢复传统作坊、打造特色美食街区，2024年接待游客超950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超12亿元，成为乡村振兴的典范。江西婺源县依托“中国最美乡村”的生态本底，深度整合徽派建筑文化、古村晒秋民俗与壮观的油菜花海景观，实现了生态“颜值”与文化价值的高效转化。

　　文化赋能文创品牌型模式的关键在于从优质生态环境及其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中，提取独特的美学元素、故事原型与文化符号，借助现代设计、影视综艺、品牌授权等手段，将这些文化与生态价值转化为市场接受度高的创意产品与服务，如特色文创商品、数字内容、主题出版物等，开辟出生态文化价值变现新路径。故宫博物院文创是此模式的杰出代表，其从紫禁城的建筑美学和文物珍品中提炼出众多文化元素，创新设计开发出万余种文创产品，收到广大年轻消费者的喜爱，让传统文化遗产在当代社会焕发蓬勃生机。国家公园也在积极进行品牌文创实践，如大熊猫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等，通过提炼其标志性的生态元素与文化故事，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出版物等，促进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提升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建议

　　为深化文化服务赋能效应，需针对四类模式实施差异化策略。针对自然生态型模式，应强化自然生态景区文化活动的承载力评估，开发低干扰和深度体验项目，并建立文化收益反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长效机制。针对都市生态型模式，需在规划阶段预留弹性的文化载体空间，根据城市人口结构适配非遗工坊、生态科普馆等差异化设施，同步探索“绿心文化设施—周边土地增值”的收益反哺机制。针对乡村生态型模式，重在传承并保护乡村文化，完善“合作社+农户”利益分配，培育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针对文创品牌型模式，需加强文化IP开发及数字赋能路径，构建文创品牌价值转化网络。

　　此外，需要从系统层面支撑文化服务类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首先，科学量化自然景观、历史文脉、民俗技艺等无形资源的文化溢价，为生态权益交易、品牌授权等市场化路径提供依据。其次，深化跨区域协作机制，统筹优良的生态资源与文化资源联动开发，引导相邻地域错位发展“生态+文化”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再次，创新社区共建共享机制，优先保障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管护、文化展演、民宿服务等环节，确保文化惠民与增收致富同步实现。

　　通过精准施策与系统性机制创新，我们能更好推动文化服务真正成为激活生态系统价值的“转换器”，让绿水青山在文化赋能中科学转化并实现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