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符大海（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全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当前，全球经贸格局正经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传统的多边贸易体制面临严峻挑战，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代表的区域性合作框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关键力量。这种结构性变迁不仅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各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贸易的重要引擎，正处于从“要素型开放”向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亟需通过构建新的高水平开放平台，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经贸规则的重塑，从而巩固和拓展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正式启动，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为中国对外开放写下全新注脚，更以制度型开放的突破之力，撬动着亚太地区经贸格局的深层变革。当3.39万平方公里的海岛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政策体系落地生根，海南正从地理枢纽跃升为亚太经贸循环的战略节点，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强劲动能。海南自贸港的“封关”运作，不仅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扩大开放决心的“制度型公共产品”，更是服务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枢纽，旨在通过打造一个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为动荡的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

　　封关：不是封闭，而是更高水平的开放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核心内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闭”，而是构建一种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新模式。其制度设计的精髓在于“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一线”指的是海南自贸港与关境外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界线，在“一线”，政策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放开，实现货物、资金、人员等生产要素的高效自由流动，打造一个与国际市场高度接轨的区域。“二线”则是指海南自贸港与中国内地其他地区之间的界线，在“二线”，核心任务是实施精准有效的监管，防止税收流失和各类经济风险向内地传导，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完整性。“岛内自由”则是在这一特殊监管区域内，通过简化的行政审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保障各类要素在岛内能够顺畅、高效地流通和配置。这一制度框架的本质，是在国家主权和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将海南全岛打造成为一个“境内关外”的特殊海关监管区域，从而在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同时，有效隔离风险。这种制度创新是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优惠型”向“制度保障型”转变的里程碑，它不再仅仅是给予某些产业或企业税收减免，而是通过一整套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为全球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一个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从根本上重塑开放的边界和内涵。

　　更深层次的撬动作用，体现在海南为亚太制度型开放提供了“试验田”与“参照系”。从全国首张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到首个自贸港数据出境管理负面清单，再到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海南在服务贸易开放、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先行先试，为区域规则融合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在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海南的压力测试能够降低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等区域协定谈判的试错成本，推动亚太经贸合作从传统商品流动型开放，向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转型升级。

　　撬动亚太经贸棋局的三大支点

　　其一，区域价值链重构支点。在“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宏观框架下，海南自贸港推出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政策创新，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首先是“零关税”制度的全面升级。封关运作后，进口商品管理从此前的正面清单转为负面清单管理，这意味着清单之外的绝大多数商品进口都将享受零关税待遇。据统计，“零关税”商品的税目从之前的约1900项大幅增加到6600项，占比从封关前的约21%大幅提升至74%左右，基本覆盖了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辅料和生产设备，这将极大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其次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优化。该政策允许在海南岛内加工增值超过30%的货物进入内地时免征进口关税，封关后进一步降低了享惠门槛，扩大了增值计算范围，这将有力吸引高端制造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南集聚，促进产业链的延伸和升级。比如企业在海南用进口咖啡豆加工成速溶咖啡，或者把进口坚果进行分装烘焙，只要增值达标，进入内地市场就不用交关税。再者，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分别实行15%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上限，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极强的竞争力，是吸引全球资本和高端人才的关键举措。此外，在金融开放领域，海南自贸港在跨境资金自由便利流动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为跨境投融资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些政策相互叠加、协同发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体系，催生了“东南亚原料—海南加工—中国内地市场分销”的新型分工模式，让海南成为区域产业链的重要增值节点。

　　其二，服务贸易创新试验田。与传统的货物贸易自贸区不同，海南自贸港更侧重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的制度突破。海南地处南海要冲，4小时飞行圈可覆盖亚洲21个国家和地区，囊括全球约47%的人口和30%的国内生产总值，天然具备成为区域经贸桥梁的基础条件。封关后，59国人员入境免签、第五和第七航权开放等政策持续落地，进一步强化了海南与亚太各国的互联互通。随着新型离岸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海南正从货物中转站升级为全球贸易服务枢纽，让亚太各国得以更便捷地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推动区域市场从“物理联通”迈向“要素融通”。 同时，海南还在全国率先推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并在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前沿领域进行制度探索，旨在建立一套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治理体系。这些制度层面的建设，使得海南自贸港的开放具有了更强的系统性和韧性，它不仅是一个政策洼地，更是一个制度高地。

　　其三，绿色与蓝色经济纽带。海南作为海洋大省，其自贸港建设与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深度绑定，并已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2022年5月，海南完成全国首单蓝碳生态产品交易（3424吨红树林碳汇），由紫金国际控股认购用于企业碳中和，标志着蓝碳资源价值转化实质性落地；同年10月，海南又在香港成功发行50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其中24亿元为蓝色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红树林修复、海草床保护等海洋环保项目，成为国内首个在境外发行蓝色债券的省份。

　　产业层面，“5+4+2”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将海上风电、海洋生物医药、海洋信息列为五大新兴产业之首：近海风电技术开发潜力超过2000万千瓦，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已集聚上千家海洋高新技术企业，2024年海南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45%，其中医疗器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成为新增长点；陵水、文昌等地正建设面向东盟的海产品精深加工与中转基地，计划通过“零关税+保税加工”模式，把东盟输入的初级海产品加工成高附加值商品再销向全国，预计仅陵水一地年加工产值即可达150亿元。

　　通过“蓝碳+绿色金融+高附加值海工产品”的组合输出，海南不仅回应了亚太各国共同关注的减排与可持续发展议题，也树立了区别于传统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自贸港的差异化竞争力，为构建亚太绿色经济走廊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海南方案”。

　　落子海南，锚定亚太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不是封闭的“围墙”，而是面向亚太的“开放之门”；不是孤立的“试验”，而是引领区域合作的“示范之举”。它以制度创新为杠杆，优化着亚太供应链布局，激活着区域市场潜力，推动着规则标准融合，正在重塑亚太经贸合作的新生态。

　　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的竞争日益激烈，焦点已经从传统的关税壁垒转向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等“边境后”议题。海南自贸港在这些领域的大胆探索和压力测试，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并在未来的全球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通过构建一个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开放门户，海南自贸港不仅将成为吸引全球资本、技术、人才的新高地，更将成为中国深度参与和塑造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战略支点。因此，海南自贸港的意义已远超一地一域的经济发展，它承载着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使命，是中国在新征程上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有力证明。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赤字，原有的国际经贸规则难以完全适应数字经济、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中国通过在海南自贸港先行先试，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绿色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新规则、新机制。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海南自贸港将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资本的集散地，更有可能成为新一代国际经贸规则的孕育地和实践场。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在从被动接受和适应国际规则，转向主动参与和塑造国际规则。这种角色的转变，对于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通过海南这个“试验田”，中国可以在一个可控的环境内，与国际社会共同探索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有效路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既体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也符合中国自身长远发展的战略利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5BJL08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