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室主任、研究员）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在驱动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均出现了下降态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6年的28.07%下降至2020年的26.29%；2013年至2018年，制造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不含农业）的比重下降了7.83个百分点。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步入爬坡过坎的攻坚阶段。“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制造业的基础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正确认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下降态势、找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制造业比重下降是全球性现象

　　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过程后，会出现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也可能出现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的情况，这被称为“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虽然学术界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已有较长时间，但却存在不同判断。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理的，而很多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则是不合理的。

　　制造业是国家创新的主要载体和国家安全的保障部门，能够吸纳各种技能人员就业。一些发达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对“去工业化”现象过于担忧，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即使出现了制造业从业人员规模和比重都下降的现象，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仍然保持相对稳定甚至略有上升，这说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变化主要是由生产率进步引起的。比如，196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实际GDP的比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基本稳定，甚至在个别时间段还出现了上升的情况，但其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持续下降。制造业比重下降趋势同样发生在德国、日本等制造强国，1970年至2007年，德国和日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名义GDP的比重以及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数的比重均有下降。也有学者使用微观数据深入分析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发现这类国家的部分制造业企业转到了销售、研发设计等服务业，还有些企业即便留在制造业也是进入了高技术领域。

　　也有一些事实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导致了本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比如，有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危机时期或者服务部门扩张时期都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均衡结果。学术界对这种现象成因的研究没有形成共识，因为诸多因素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现实地看，过早“去工业化”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不仅使其失去了制造业就业岗位、降低了工业品出口能力以及通过制造业获得技术积累的机会，也让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路径遭到阻滞。

　　虽然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具有显著的国情特征，不能简单地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也不宜过早地下结论，而应该深入分析和探讨，找到更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路径。

　　我国的特征表现值得关注

　　对于我国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的现象，学术界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我国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否合理，至今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在技术创新、产业带动、出口扩张等方面能够发挥强大的作用，而服务业效率提升能够起到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那么在这个阶段出现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就被视为成熟的“去工业化”。然而，我国的情况没有得到深入讨论。

　　对于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的原因也未形成共识。有观点认为，“一哄而上”的产业升级冲动、要素成本上涨压力和产能过剩的阶段性影响是造成这些现象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从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认为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是这些现象的重要诱因，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比较落后，从而导致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较弱。但这些观点都难以全面地反映问题。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均出现下降，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既体现出产业结构转变的一般性规律特征，又存在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国情特征。需要看到，与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密切相关的是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这意味着社会为制造业提供劳动力的能力减弱；从不同行业从业人员规模变化看，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还是资本密集型行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从业人员净减少现象；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还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与制造业比重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金融业规模快速扩大，这间接说明了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脱实向虚”。

　　要看到，我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比重下降是客观的经济现象，对此需正确认识。

　　一方面，这是全球制造业产业分工的结果。主要发达国家希望适当保留部分制造业以及与之相关的先进技术，并且希望发展中国家被长期锁定在制造业产业链的低端环节。由于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或地区至今还保留着相当规模的制造业，这使得后发国家制造业的比重很难达到先发国家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加之一些发达国家限制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无形中遏制了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着发达国家推动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双重压力，继续推进深度工业化的难度较大。

　　另一方面，这反映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周期性调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这表明后发国家是可以用较短时间实现赶超、完成工业化过程的，但是，这样的工业化自身具有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容易出现周期性回调。当前，尽管我国制造业比重下降态势比较明显，但随着结构调整到位、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逐步完成、先进制造业发展壮大，制造业比重还有可能持续回升。

　　关键要在提高质量上发力

　　今后一个时期，着力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是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不是片面追求制造业规模上的增长，而是更加注重制造业发展质量上的提升。只有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才具有实质性意义。对此，既要着眼于大力提升创新能力、复杂制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又要着眼于提高制造业发展质量，补短板、强弱项、优环境，促进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和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在巩固制造能力的基础上加快提升制造业的发展质量。

　　一是有效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需实施制造业降本减负行动，强化要素保障和高效服务，提升制造业根植性和竞争力，在推动工业用地集约增效、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规模、允许制造业企业全部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等方面切实发力，还要支持建设中小企业信息、技术、进出口和数字化转型综合性服务平台。

　　二是着力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关键是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补齐短板、锻造长板，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并精准施策，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增强全产业链的竞争力和韧性。

　　三是积极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要牢牢抓住科技创新这把“金钥匙”，围绕新兴技术领域成立一批技术领先、产学研协作的国家实验室，优化提升各类工程技术创新平台功能，鼓励因地制宜组建工业技术研究院，着力破解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和共性技术供给不足等问题。

　　四是加强人才培养，提高制造业岗位对人才的吸引力。要大力实施工程教育体系创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实行工程教育进中小学课堂，积极拓宽职业教育多元化升学通道，引导高校开设新工科专业，鼓励企业与各类院校开展产教合作，强化建设制造强国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