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彭冲（南京审计大学联合研究院校聘教授）

　　2023年，我国人均GDP达1.27万美元，第三产业占比达54.6%，标志着我国已迈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消费城市时代，居民对高品质、多样性和个性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服务消费大多需要即时生产和消费，且依赖面对面的互动。而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其超大市场规模和高人口密度有助于发挥集聚优势、降低消费成本，发展服务消费天然具有巨大优势。优化都市圈内的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能够有力有效推动高效宜居的消费城市建设。

　　城市更新顺应消费变化

　　在工业化时期，城市中心区域的更新改造往往伴随人口向郊区的适度疏散，以改善居住环境并实现职住平衡。然而，在服务业主导的消费城市中，就业与消费活动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降低人口密度的策略可能削弱中心城区的消费活力。一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全球大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都经历了从人口疏解到重聚的转变，中心区人口密度重新上升。值得注意的是，与这些国际大都市的人口流动趋势相类似，近年来我国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就业人口也随着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逐渐回流到中心城区。这一规律表明，顺应居住、就业人口在城市中心集聚，对于激发经济活力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过去几十年，卫星城模式作为我国城市空间规划的主导策略，旨在遏制城市无序扩张。然而，这一模式实际上却导致都市圈内城市间、区县间连通性不足，承载居住功能的卫星城与承担休闲、娱乐、消费功能的中心城区之间出现职住分离、住游分离等问题。这不仅阻碍了都市圈内分工的协同发展，也使得消费的区域联动效应尤其是中心城市的消费集聚、配置和引领功能难以发挥。反观东京、纽约等国际大都市圈，其圈内城市间（相当于中国的区县间）连片发展，特别是依托轨道交通沿线形成“八爪鱼式”的发展格局，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分工深化，放大了区域消费的辐射带动作用。

　　在城市更新中，地方政府为吸引投资和增加税收，倾向于提供更多商服用地，同时对住宅用地实施严格的容积率限制，导致商住用地价格倒挂。这种做法降低了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国际经验显示，适度增加人口密度能激发消费活力。例如，日本东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通过灵活调整空置商业和住宅用途，实现了人口密度的显著提升，到2020年东京都区部和东京都的人口分别增至849.0万和1254.8万。这一时期，日本居民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和体验式消费快速增长，为其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线上线下消费的关系绝非简单的替代，而是相互赋能、共同推动消费市场繁荣。线上平台依赖线下生产，而线上销售和大数据分析则精准描绘消费者需求，助力企业研发和市场预测，优化库存管理。线上消费积累的海量数据为新产品开发和营销创新提供了强大动力，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需要注意的是，线下消费的分化现象也提示我们，城市规划和商业布局应更加注重在地消费体验和多样性。然而，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往往追求统一的街道布局和建筑风格，使得老城区人口密度和多样性正在减少，影响了消费活力。

　　此外，新城新区的“宽马路、疏路网、大街区”布局导致潜在的消费者难以转变为周边的实际消费者，也是导致消费活力不足的重要原因。《中国主要城市道路密度与运行状态监测报告2023》显示，中国36个重点城市路网密度仅为6.4km/km2，远低于东京（18.4km/km2）、芝加哥（18.6km/km2）和巴塞罗那（11.2km/km2）。我国在路网密度上的整体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新城新区的“宽马路、疏路网、大街区”规划模式。

　　协同城市更新与消费升级

　　20多年来，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及追求低密度的规划政策导致城市人口密度大幅下降，严重阻碍了城市服务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较OECD国家历史同期低约10个百分点，其中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可解释3—5个百分点。协同城市更新与消费升级，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是以城市更新为抓手，充分认识人口密度对消费活力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上海、广州等都市圈核心区人口密度的“龙头”优势，将人口密度提升作为老城改造与新城发展的关键策略，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更新。积极落实“15分钟社区美好生活圈”，推进“居住、服务、休闲、出行、就业”五大板块协同发展，缩短居住和就业、消费的空间距离，实现职住平衡、住游平衡。老城更新中，考虑不同群体的承受能力和偏好，增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包容性。对公共部门的封闭式大院也要增加空间开放性，尽可能提高内部道路的开放性和利用率。对低密度新城新区应当加密发展，增加路网密度和停车场的有效供给，提升街区消费活力。通过推动产城融合、完善公共服务与生活配套等措施，引导人口向这些新城新区集聚。对人口流出地的新城新区则应实施减量规划，引导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

　　二是构建“八爪鱼式”都市圈空间形态，强化消费一体化发展。当前，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引领我国大城市未来发展，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力。面向未来，应根据人口空间分布的演化趋势来规划人口和土地，构建中心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的通勤圈和游憩圈。都市圈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需加强顶层设计，强化跨区域协调，努力突破行政管辖边界限制，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口，打通中心城市与外围卫星城之间的联系，构建中心城区和外围紧密连接的“八爪鱼”模式。带动都市圈范围内中心城区和外围间分工互补，中心为外围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服务消费，外围为中心提供休闲、运动、旅游等适宜低密度的服务业，从而推动消费一体化发展。此外，将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TOD模式）融入轨道交通沿线的城市更新中。推广站城融合一体化理念，打造“轨道上的城市”。统筹规划都市圈内物流枢纽，推动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用地一体化规划建设，构建区域交通中心、物流中心和活力中心。

　　三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城市经济与人口综合承载力。面对快速发展的都市圈进程，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空间结构合理规划显得尤为关键。要以落实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精神为契机，以城市更新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与重要设备更新换代。首先，顺应人口向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加强保障性住房“向心布局”。积极探索建筑用途转换，如将闲置商业建筑改造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以集聚就业和消费。其次，适度放宽中心城区建筑容积率要求，鼓励紧凑发展，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激发消费活力，促进城市经济内生增长。最后，实施土地混合利用策略。在符合规划和安全的条件下，对现有商业、商务办公建筑增加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功能，提升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区经济与人口的综合承载力，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

　　四是融合线上赋能与线下空间体验，激发消费城市的内在活力。以消费中心城市建设为契机，发挥线上赋能线下的作用，增加具有体验感和互动性的空间供给。城市内商圈购物中心更新时，打造社交型共享空间和“美食+社交+娱乐+文化”消费新场景。构建具有社交属性的第三空间，吸引相同兴趣爱好人群进行内部社交和消费体验。借鉴成都宽窄巷子、西安大唐不夜城、南京夫子庙、重庆解放碑、杭州湖滨路等地经验，打造融建筑、院落、砖墙、街道、居民、生活于一体的线下情景式消费街区，构建“空间、时间、城市、场景”全新四维关系，实现景区与街区融合。对大型老旧街区，通过基础设施更新，引入新产业和新业态，引入环境艺术等手段，促进消费供给多样化、品质化，加快产品更新换代。增加沿街商业等服务业供应，提升对沿街小商贩的包容性，提供更广泛的就业空间和多样性的服务，方便居民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