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靳欢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坚持和突出问题导向，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理论创新的内在动力和核心特征。1885年，恩格斯在《资本论》德文版序言中高度评价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指出：“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马克思）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问题把握时代。1842年，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莫泽斯·赫斯对国家集权问题的抽象性解释，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还借助一个生动的比喻阐述了这一观点：正如一个设计精确的代数方程题目能够被解答一样，只要精准把握问题，就能打开时代奥秘的大门。1844年2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认为只有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才能触及“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的那些问题的中心”；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认为“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才是决定时代的根本力量，由此批判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家没有提供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而无法真正解释和理解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对问题的历史性分析。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观念论哲学不能真正把握时代问题的根源作出了历史性分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因此，德国观念论哲学摆脱物质生产活动的制约，预设某种具有独立性、自因性的精神存在，由此妄图通过观念的演绎去变革现实的社会，这实则是“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换言之，由于19世纪上半叶德国社会的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程度均处于较低水平，德国观念论哲学家未能充分认识到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根本作用。此外，由于哲学家们局限于如大学教授等知识分子等范围，对底层民众生产过程的关注亦是不足。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对问题的具体性解答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时，必须以此问题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即“现实生产过程和活动”为前提。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再次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同其实际运用区分开来，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坚持问题导向的宝贵理论品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致力于探索、分析并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1919年，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 中强调问题与现实的紧密关系，他指出，“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随后，通过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实际的革命活动，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矛盾分析法：“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只有通过深入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中，邓小平强调要关注根本性、长期性、战略性的问题，“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推动了实践的创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突出问题导向，在新的起点上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坚持守正创新，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和突出问题导向，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识别和直面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要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源和性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洞悉时代发展趋势；必须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实地考察和调查分析，深入掌握人民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必须坚持“两个结合”，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以党的创新理论推动具体工作和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