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刘志彪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5日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中国有近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巨大、潜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国市场这么大，欢迎大家都来看看。中国将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扩大空间。”这些表述与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所说的“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这一论述是一致的。确实，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之源、活力之源。

　　一、超大规模市场：经济功能和战略意义

　　超大规模市场，指的是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升级市场结构、完善市场秩序、改革市场机制和优化市场环境等办法，来推进国内市场容量、规模和结构不断成长的过程。

　　超大规模市场虽然对国家的消费性基础设施和市场秩序提出挑战，但是它可以实现巨大的经济功能：一是支撑现代经济成长。二是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三是对全球生产要素尤其是人才技术等先进要素产生强大的虹吸效应。

　　在纠正当前重大经济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国内大规模市场的建设具有特殊的作用：第一，可以给实体经济以强大的需求激励，从而吸引各种资源和要素积聚于实体经济，增加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第二，可以从增加消费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抑制当前和未来经济下行的趋势，保证充分的就业，为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供动力。第三，可以为全球企业进入中国大市场创造更多的机会，保持中国大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高贡献率，为稳定世界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大规模市场具有三项特性：第一，它是我们未来实施战略行动中最可靠的战略资源，是能对产生战略性影响的行动起着关键作用的无形资源。第二，它是我国未来发展战略实施中可以依靠的比较优势。过去的比较优势是低成本生产要素，现在除了新型举国体制，另一个比较优势就是在超大规模国家基础上形成的大规模市场。第三，它是我国未来实现发展战略目标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它可以与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结合，成为拉动或推动重大的技术进步、结构变迁和社会演化的主要力量。

　　二、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升级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

　　2008年之后，中国以廉价要素和资源进行加工制造和出口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趋于尾声，而以依托国内大规模市场战略资源吸纳全球创新要素为特征的新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展开。一是国际经济长期低迷、逆全球化浪潮兴起，贸易战压缩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空间；二是国内要素和资源价格的急速上升，使中国快速地丧失制造业国际代工的比较优势，这是中国必须尽早扭转出口导向经济、建设内需驱动型全球经济的内在动力。

　　基于国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经济全球化，与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之间，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第一，后者利用别国的市场来发挥本国低端要素的比较优势。前者是利用本国的市场和全球的人才、技术来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第二，后者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吸收FDI（国际直接投资）来实现进出口。而前者是对全球技术和人才的利用，其方式主要是：（1）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以资本的控制力争夺人才和技术、品牌等高端环节；（2）发展逆向研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我所用；（3）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基于大规模市场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其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一是在人口基数大的基础上，使民众收入不断增长，使内需规模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二是塑造强势本币的国际地位，促进其他国家对本国出口，以便能长期廉价地获取全球要素和资源；三是以强大国内市场中成功机会多的优势，吸收全球资本、技术尤其是人才向本国流动。

　　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发展我国的创新经济，其政策取向就是：一是要塑造新的全球化理念和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要扬弃出口导向战略，搭建以宜居城市为核心的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过去，全球市场是我们驰骋的战场；现在，大规模内需是吸收全球创新要素的磁场。二是实施深度的结构性改革，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三是新的经济全球化战略需要有中国的跨国公司来承担。关键是要放手让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鼓励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办各种经济技术开放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产权融合。

　　三、基于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创新驱动新国家

　　利用好我国的大规模市场优势，还有一个重要的发展战略问题是如何依托于这一重要的比较优势发展创新经济、尽快建设成为创新驱动型国家。

　　基于内需市场发展创新驱动经济，将培育出我国企业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动态竞争优势。这个新的动态竞争战略，其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从促进国内创业创新出发，高水平地引进来。引进来的重点是引进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即要以我国不断释放和起飞的内需为引力，以全球城市为载体，以优化的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为平台，以全球化企业为主体，大力虹吸全球先进科技和人才。引进来不是以市场换技术，市场换不来真正的技术。主要是通过优化投资环境促进所引进的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与国内创业创新的热情、政策和平台等因素充分地对接，激发激活国内创业创新的活力动力。

　　二是以服务于全球市场和增强国内产业竞争力为目标，大规模地走出去。走出去不是为了攫取稀缺的自然资源，而是要沿着全球城市网络的节点建设各种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如以长江经济带为依托，沿“一带一路”推动我国品牌企业参与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推动我国高铁、电力、通信、工程机械以及汽车、飞机、电子等中国装备走向世界，向极具市场潜力的新兴市场渗透和延伸。另外，也可以依托于我国市场规模迅速成长的“母市场效应”，在走出去中就地虹吸国外先进生产要素尤其是高级人才，通过建立“国内-全球”之间的知识流动管道，构筑国内创新创业的双向流动机制，提升国内企业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

　　三是要构建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以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国家建设步伐。出口导向型开放，发展不出自主创新经济和自主品牌；只有在对内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中，才能培育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如长三角地区在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发展的是代工经济；未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的建设，作为上海重要的对内开放载体，要定位于为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服务，从而成为对内开放的新高地。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表示：“我们应该坚持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在国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背景下，提升我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资源为我所用。全球智慧和资源主要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既是生产力中最积极主动的要素，也是跨区域移动性较弱的要素。这一特征导致了国家之间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收入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我们可以推进全球优秀人才向中国移动，就能够快速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这应该成为在国内强大市场支撑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首要政策目标之一。

　　四、以制度创新促进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主要建议

　　促进形成大规模市场优势，除了要考虑促进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因素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制度创新问题。

　　（一）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形成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的市场现状是理论上计算的市场规模大，但现实市场规模小。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除了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外，主要是中国的市场目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区域分割，并不是一个充分一体化的统一大市场，因而难以体现大规模市场的优越性。内在的原因，与我国地方政府长期深入地干预市场活动、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建设全国统一协调市场、放大市场规模效应的重要思路。只有坚决地拆除地方政府在分散竞争体制下建构的各种有形与无形的行政壁垒，逐步减少其干预经济的职能，鼓励企业充分竞争，才能在这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逐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未来，要“继续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并将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的国家战略，增强开放联动效应”。

　　（二）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形成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例一直较低，而且长期处于下降通道。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尤其是居民的消费，应该成为替代投资驱动成为新内需的主要力量。扩大消费性的内需，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改革。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的不对称，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基础的制度原因。以中美两国为例。中美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其实大致相当，都在50%以上。但明显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占中国GDP的比重仅有3%，远低于美国25%的比重。财产性收入的低下，使得中国居民总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因而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不高。扩大内需的政策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为此一是迫切需要在产权理论上承认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贡献，使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实现利益均衡。二是确立建设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不仅生产要讲效率，分配也要讲公平，现阶段尤其要以公平促效率。三是要重点建设资本市场强国，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为此要扭转资本市场仅为企业融资的功能，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加人民的财产收入为中心改革其内在功能。

　　（三）以平等各类所有制企业竞争条件为重点，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我国实体企业这些年来投资能力的不断降低，根源是各类所有制企业竞争条件不均等的情况日益严重，民营企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困难。这一情况可以从房地产、金融业、工业的毛利率差距中看出来。政策纠偏的重点就是让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平等竞争；二是在进入资产短缺时代后，要特别注重强化资产管理，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概念，扩展到包含资产需求和资产供给的管理方面，通过加大资产供应，平抑社会对资产的旺盛需求。我国近些年投资速度降低，根本原因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能力的降低。而针对民营企业的核心问题，关键还在于对内开放不足，对其限制太多。中国民营企业在实践中客观存在着“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这“三座大山”。这都是对内开放不足的主要表现。对内开放不足，影响对外开放的步伐和水平，如造就了国内市场外资与本土企业直接严重的不平等竞争态势，抑制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能力。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从短期看是要通过政策倾斜于民营企业，并逐步淡化乃至取消按所有制和企业规模分类管理企业的老办法来实现。从中长期看，是要强化从非均衡发展转向平等竞争的基础条件。习近平主席在进博会上强调指出：“今后，中国将继续针对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这一铿锵有力的论述，正是解决当前困境的最好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