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讯（记者刘梦甜）2021年10月23日，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承办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与治理”学术报告会在京举办。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0余名专家学者和400余名师生与会，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开幕式环节，与会嘉宾共同见证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揭牌仪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蒋庆哲在致辞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们也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日趋严峻复杂，国内环境也在经历深刻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突出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创建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正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举措。

　　在接下来的主旨报告中，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军事等多个领域，同时涉及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它首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史观，强调只有人民才是世界发展的根本。它将人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出一条为人民谋福祉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同时，国家安全观又是对传统国家安全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它既包含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为贵”等优秀传统思想，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精神。从实践角度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助于我们健全国家安全体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夏文斌教授在报告中表示，同某些西方国家单纯以自身私利作为行动指南形成鲜明对比，“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推动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主张发展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关注“重民、安民、顺民、富民、利民”。中国尊重每个国家根据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不搞价值理念输出，坚持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积极推动各国人民实现民心相通。

　　在学术报告部分，与会专家围绕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形势下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推动作用、中美关系变化与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环境、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外交学院院长徐坚研究员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新冠疫情相遇叠加，使我国所处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化。从总体上看，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但是，我们也要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持续变化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有充分和足够的认识。总体安全观要求统筹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国土安全与人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以及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等的关系，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要求，它体现了对外工作服务于我国政治制度稳定的使命。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陶坚教授认为，全球格局以及大国博弈和竞争态势的重大变化，导致了国际经济竞争中出现“新常态”。中国需要利用这种国际竞争中的“新常态”，全面推进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打造新优势、进一步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中国在传统的增长动能有所减弱的背景下，新的增长动能仍然有待酝酿。这种交接时期又遇到国际竞争压力的上升，使中国面临的风险和脆弱性有所增加。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教授指出，当今世界面临冷战后最危险和复杂的局面。美国霸权的衰落导致其维护自身霸权愿望空前迫切，因而拜登政府把所谓的中美对决扩展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领域。同时，它也积极拉拢盟友加大对华政治围攻，妄图重演苏联解体的老戏。事实上，极力想要恢复全球霸业的美国才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为此，中国要树立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学术界也不能沉迷于西方的研究范式，而是要勇于跳出美式的话语陷阱，构建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学术概念和学术体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徐步研究员认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点要求”为核心，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抓住主要矛盾，提高风险预见能力。在研究中，要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突出“实”的一面，务实避虚。这是因为国家安全学的“面”很宽，涉及诸多领域。这就要求学者的研究必须有重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避免泛泛而谈。

　　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教授指出，国家安全学研究要围绕“两个大局与两个格局”开展。“两个大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格局”则是新发展格局和大安全格局。“两个大局”是世界观，它明确指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东升西降，最大的变量则是中国复兴。“两个格局”则是方法论，它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当前，新发展格局已经初具形态，即中国的发展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大安全格局还在构建之中，但是其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晰了，如在组织机制上设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思想理论上形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唐永胜教授结合中美关系发展新趋势，探讨了国家安全道路和战略选择问题。他强调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变化导致美国的战略焦虑愈发显现，加剧了两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但是，中美两国都具有非常强的自主发展潜力和韧性，因此尽管双方的紧张态势会持续较长时间，但两国关系不会失控。对于中国而言，关键在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以破解“国强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为此，中国需要逐步扩展自身战略空间，坚持战略集中原则，以集中力量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则认为国家安全具有相互性和相对性。相互性表明安全是存在于相互关系当中的，一个国家无法依靠自身来获得安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方法或结论，诸如同盟理论、威慑理论、集体安全理论或平衡理论、相互依赖理论等，可以被运用到国家安全学研究当中。甚至是老子讲的“大国以下取小国，小国以下取大国”，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国家安全。相对性则意味着不存在绝对安全，因而追求安全的时候不能让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但是，过于“相对”也可能导致自身不安全。因此这种“相对”应当到哪种程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开展深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教授从历史政治学角度解读了国家安全概念。他指出，中国有五千余年连贯历史，这是我们研究政治学的宝贵财富。历史政治学就是要探究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轨迹。历史的属性不一样，所阐述的理论问题也不一样。中国人擅长治理，是典型的实践理性主义者，这也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治传统。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主张协商，强调以合作共赢为中心的发展和共处，则是根植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和”的天下观。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吴志成教授结合中美关系和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他指出，全球化在造福人类的同时，逆全球化也在愈演愈烈。在一些西方国家，贸易保守主义不断升级，政治日趋保守化、民粹主义空前反弹，这些都导致了全球化的减速甚至是停滞。就中国而言，美国和西方国家基于零和思维模式，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全球战略竞争对手，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压制。在周边问题上，尽管中国维护周边安全的能力显著提高，但少数国家对中国周边事务的介入与挑衅也使局部冲突的风险增加，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周边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教授通过比较特朗普和拜登两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得出“连续性大于变化”的结论。具体而言，特朗普的上台标志着美国全面对华战略竞争的开启，而拜登延续了这一趋势。拜登政府将竞争重点从贸易转向了科技，也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竞争，注重利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来分化中国，以破坏中国的国内稳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仁伟指出，当前美国国内面临着社会分裂、种族冲突、联邦和州的分裂、党争、恐怖主义等诸多安全挑战，由于国内安全问题愈发严峻，美国更需要在外面寻找敌人，以此掩盖内部矛盾。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院长张贤明教授从责任与治理关系角度指出，在风险治理过程中，承担责任的个人和组织也要充分考虑现实条件，以提升组织或个人能力。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只有在科学的权责框架下各司其职、积极履责、协调行动，才能实现预期目标。风险和责任都同决策相关，责任发挥作用的前提就是某个个体做出的决策。风险治理的全过程负责，就是通过承担责任减少每一个环节的治理成本，进而实现风险治理演进过程中治理成本的衰减和治理效能的放大。基于责任视角实现有效的风险治理，其核心要义就在于每一个主体在整个风险链条中都要积极承担预防与应对风险的责任，从个体走向联合，从独立走向协同，将风险治理视为共同事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稳结合信贷业务，分析了国家风险管理问题。对于国家风险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波段风险的评估，就是通过对国家的安全情况进行分级来判断相关国家风险程度，为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提供参考。

　　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余丽教授着重探讨了网络空间治理与网络主权问题。她指出，现实空间中的权力结构在网络空间中得以保存下来，网络的发展也同国家实力和国家战略设计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国家属性就导致互联网成为国家间争夺权力和利益的空间。因此，安全相对于自由的优先性应当是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治理的主要原则。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当前中国在安全领域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一个是国内层面上，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个是国际层面上，要避免陷入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总体国家安全观还要力争解决三大任务：一是要素安全，即总体安全同每一个具体要素都密切相关。二是结构安全，就是要解决结构不平等带来的安全问题，诸如国内贫富差距和国际上的大国竞争等。三是系统性安全，即要统筹考虑各类安全问题。仅仅用本学科的眼光解释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如同盲人摸象，无法看到国家安全的整体概况。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戴长征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国家安全学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涉及到诸多问题领域，因此也需要集合各领域优秀学者智慧。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安全治理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能够为中国的国家安全学研究贡献一臂之力，能够提供更多具有前沿性、交叉性和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大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和能力担当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高水平智力支持。

　　在23日的开幕式、主旨论坛和学术报告之后，24日还将有众多学者参与两场平行论坛，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学发展建言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