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大湾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农村宅基地纠纷、中国外贸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刘江宁：充分发挥大湾区的综合优势，开创建设新局面】

　　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刘江宁认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要充分发挥大湾区的综合优势，开创大湾区建设新局面，尽快把大湾区建设成为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典范。充分发挥大湾区制度创新前沿优势，解决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的问题和困难，推动形成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推动“一国两制”事业模式创新的新实践，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发挥大湾区改革开放前沿优势，继续鼓励引导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充分发挥投资兴业、双向开放的重要作用，在湾区经济发展中作出新贡献。充分发挥大湾区科学技术前沿优势，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充分发挥大湾区教育人才资源优势，畅通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技术人才有序流动通道，为粤港澳工程技术人才发展提供保障。充分发挥大湾区产业集聚优势，加强产业协同和集聚区域间的统筹，重视打造完备的产业链，构造一体化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摘编自《光明日报》　　

　　任理轩表示，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追求，但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中国能在一百年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现代化史上的奇迹，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深刻影响着世界现代化进程，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将进入现代化行列，从而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意味着要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意味着不仅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意味着超越西方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老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正能量。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世界发展有重大意义，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对社会主义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体现在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

　　摘编自《人民日报》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孙晓萌认为，近年来，国别和区域研究在中国学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要求我们提高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规则议程设置的能力。作为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领域，国别和区域研究发展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学科化”进程有待加强。需要加强学科的顶层设计，在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门类下增设国别和区域研究，并将与之相关性最强的一级学科汇聚在一个学科平台之上，从而更为有效地整合学科资源，打破学科壁垒、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推动建设中国的国别区域研究范式和路径。其次，国别和区域研究的“制度化”发展至关重要。目前，我国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关乎国家战略布局及利益拓展，已经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一方面，需要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加以保障，另一方面，需要政府、高等教育、智库、企业等多方主体的协同参与，在资源配置、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良性的供需关系。最后，国别和区域人才的培养力度需大力加强。使学生可以接受某一学科或多个学科的系统训练，建立起关于一个国家和区域较为系统的知识框架，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并在对象国开展长期深入的田野工作。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　　

　　张凤云表示，一些地方频现农村建房纠纷，已成为不少地区治理的难题。在农村宅基地纠纷处理上，应朝着以下方面多下功夫。一是从根本上看，要明晰宅基地权属。宅基地制度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农村宅基地涉及农民切身利益，历史遗留问题多，情况复杂，必须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周密谋划，稳慎推进。可考虑借鉴承包地确权登记积累的相关经验，加强权属调查、实地测绘，摸清“家底”，稳妥有序推进试点工作，为宅基地确权全面铺开奠定基础。二是从长远看，推动传统治理与现代法治有效衔接。农村宅基地纠纷问题不能仅靠自治来解求，需要诉诸其他有效途径。近日，最高法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在规定期限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当事人明确拒绝继续化解、调解的，应当依法及时转入立案程序。”传统治理与现代法治有效衔接具有其必要性。三是从当下看，完善农村建房管理程序。梳理乡村建房矛盾点，完善农村建房管理程序及相关操作。关注与居住权相关的民生问题，在减少农村建房矛盾发生的同时，也可以为宅基地制度改革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摘编自《农民日报》　　

　　石先进认为，我国外贸之所以展现较强韧性，实现较快增长，与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密不可分，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带动了外贸快速增长。中国外贸除规模和增速再创新高之外，还表现出“提质增效”的特点，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效果明显。在产品结构中，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强势拉动出口增长，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力度同样也在增大，对优化国内产品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另外，制度型开放的提质增效正在增强，通过推动国内国际规则的配对改革、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等，中国向世界各国稳定地供应必需品。值得关注的是，全球经济复苏拉动了中国出口再创新高，一是因为外需增长效应抵消了转移效应，二是因为国外供应链韧性较差。即便如此，也要看到，我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疫情起伏反复、海运物流不畅、原材料价格上涨、部分中间品供应紧张，外贸主体经营发展仍面临较大压力。有关部门应适时推动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保持外贸运行在合理区间。

　　摘编自《经济参考报》

　　（光明网记者 王晓秋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