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鹏、付伟（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刚（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焦长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近日，笔者在贵州、浙江、湖北多地调研时发现，过去5年里，大量工商资本下乡，为脱贫攻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产业悬浮、无序竞争、供需错配、结对依赖等问题。在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过程中，上述问题也有可能从“扶贫中的小烦恼”变成“振兴中的大梗阻”。通过调研，笔者建议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缩小县域内外“两个差距”，将工商资本下乡打造为民营企业家参与乡村振兴、践行社会责任、锻造理想信念的大舞台。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对乡村产业发展提出了新要求

　　对打破“产业悬浮”，将产业链主体留在县域提出了新要求。在脱贫攻坚阶段，很多时候只要有企业下乡，就或多或少可以带动一些农户收入的提高。但到了乡村振兴阶段，要想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就必须要下乡企业与乡村社会建立更加密切的利益和社会链接关系。然而现实中，很多企业下乡容易陷入“产业悬浮”的困境，让乡村产业发展流于打造样板、亮点；一些企业圈了地、挣了钱，却没有与乡村产生真正的互动，成了一块“飞地”；部分产业链不长，产业辐射范围有限，农户参与度不高，带动能力有限，价值链的增值环节主要还在县域之外。

　　对破解“无序竞争”，实现产业链的有机融合提出了新要求。过去5年里，大量工商资本涌入乡村，在繁荣当地经济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了一些无序竞争的现象，部分“产业扶贫项目”甚至扰乱了市场。有些企业每开发一个产品，就要打造一个“品牌”，重自我包装、轻公共合作，结果大家都做不大、“低小散”企业普遍存在。还有一些企业已经在过去5年积累了一定规模，但是对下一阶段企业做大之后将遇到的新风险并没有充分的认知。如果说脱贫攻坚阶段，许多企业要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那么，乡村振兴阶段，会有越来越多“从1到100”的工作。

　　对消弭“供需错配”，实现要素精准匹配提出了新要求。大量工商资本下乡是在诸如定点扶贫、东西部协作扶贫、“万企帮万村”的动员下进行的，有的时候扶贫点的选择，政治考虑要大于经济考虑，这就会导致帮扶地的实际需求与帮扶企业的实际供给匹配不精准，一些企业也未能深入挖掘乡村的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在新的发展阶段，应更加强调企业与地方的双赢，更加强调供需配对的精准有效。

　　对摆脱“结对依赖”，提高帮扶产业造血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提高乡村本土产业的“造血”能力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目前，让“干部使劲”的招数比较多，但让“农民使力”的招数比较少，对企业的激励机制也比较弱。当前的一些调整可能会给一些刚刚起色的产业带来挑战。例如，东西部结对帮扶关系的再次调整，给一部分帮扶产业项目的巩固和提升带来挑战。一些外来的大企业在原帮扶地的项目“结项”、机构和人员撤出，采购也有所减少，这都对当地产业是否能够快速形成自我经营能力、开拓新市场提出了挑战。

　　对补齐“治理短板”，赋能乡村主体的生产和组织方式变革提出了新要求。要想实现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把更多生产端的利润留给农户、扭转乡土企业的品牌和营销劣势，就必须解决农户的团结与合作等治理难题，但由企业来做教育农户、参与治理的工作，不仅成本高、越俎代庖，还受到当地政策环境变动的影响。例如，有的企业花大力气培训了村庄留守妇女技能，但当地撤村并校之后，年轻妇女为了照顾小孩，选择进城陪读务工，企业投资项目面临无人可雇的挑战。乡村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当地居民为企业经营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因此乡村产业发展也是一个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乡风文明建设同步推进的过程。

　　对撬动“资金紧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出了新要求。脱贫攻坚阶段，大量资金的划拨和使用是以“户”为标准和对象进行的，而在进入乡村振兴的阶段以后，产业帮扶资金的使用如何创新，如何赋予基层政府更大自主权，推进一些以“业”“企”为对象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政策，以适应鼓励民营企业带动产业发展的需要，还需要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构建六大机制，应对乡村产业发展新要求

　　打造“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缩小县域内外“两个差距”，是应对上述新要求的一条路径。“共同富裕产业链”指的是充分依托县域的优势资源，延长既有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县域内形成参与度广、带动能力强、城乡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模式，把产业价值留在县域内，带动更多群众共同富裕。可进一步总结、完善和推动农业农村部试点的“链长制”，以补链强链为目标，在县域内缩小城乡差距和人群差距，在县域外通过打造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也可以起到缩小地区差异的作用。具体来说，“县域共同富裕产业链”由以下六个机制构成。

　　嵌入机制。大力培育和扶持本乡本土型企业，推动外来资本与乡土社会的“有机嵌入”。本土本乡型的企业大多是返乡能人创办的，他们与村庄具有天然的连接纽带，熟悉本乡本土的人情关系、自然资源禀赋，在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应大力培养和扶持这种本土型的企业，在制定评价体系时对于这类企业予以一定重视，在制定帮扶政策时予以一定倾斜。外来资本要与乡土社会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对此应予以政策扶持和政治表彰，实现“有机嵌入”、打破“产业悬浮”、激励“本地分红”，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新型关系格局。

　　统筹机制。扎实推进“万企兴万村”，使其成为整合和支撑乡村产业的重要平台之一。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已经“开题”，在一些地方和企业获得了积极反应，但尚未完全“破题”，需要各界力量一起“做题”。应形成集中领导力量，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到“万企兴万村”等类似行动对于统筹协调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当前，协调动员相关部门积极地支持工商资本下乡的组织领导力量不足。应通过5到10年时间，推动民营企业参与促进乡村振兴的“两个全覆盖”：在县级层面实现机构机制全覆盖，每一个县都建立起健全完善的民营企业促兴工作机构和体制机制；在村庄层面实现促兴工作全覆盖，各个村庄都有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到2035年，全面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把全国民营企业力量凝聚起来，助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创新构建民营企业和乡村之间“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关系格局。

　　数配机制。在产业层面推动数字乡村落地，建立乡村与企业供需关系精准匹配的信息平台。过去5年大量工商资本下乡，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庞大的供需关系数据库。数十万家企业在所谓“下沉市场”的探索中，形成了各自对于“区域—企业”匹配的认知和实践，形成了一个灵敏的市场和社会关系网络。应以“数字乡村示范县”建设为契机，在产业层面设立专项，建立全国统一的乡村产业需求平台，以县为单位，发布各个地区精确到村的可开发资源、开发方案、开发条件等“菜单式”信息，基于村情推出产业指南，提高企　业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精准性，从而充分发挥企业和村庄的各自优势。

　　造血机制。坚持市场导向，实现民营企业与乡村主体的双赢共富。共同富裕产业链的打造既是乡村得到发展的过程，也应该是企业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挖掘新的发展机会，打通国内大循环的过程。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市场、资源和技术方面的带动作用，使民营企业成为开发乡村特色资源、打造特色产业的龙头，起到对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对“小散乱”经营规模改造的作用。同时，坚持民营企业家的“两个健康”的导向，让“万企兴万村”成为民营企业家深入理解共同富裕的教育活动。

　　红链机制。以党建统筹和规范企业参与乡村治理建设，强化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目前不少企业和政府开始合作开发乡村治理平台，帮助解决乡村基层治理的痛点问题，这些平台以各种“乡村大脑”“数字乡村一张网”为载体，主要借助“村民上网、治理下沉”的方式将村庄涉及的多种主体和利益相关者接入到乡村治理平台中来，并按照现有的基层治理结构布局技术架构。这些行为为提高乡村治理效能、提供丰富的公共产品做出了积极探索，初步形成了一种“生产型治理”的绩效。应进一步理顺关系、扫除法律盲点，以党建为抓手，在党组织统筹领导下，建立健全企业、政府和乡村社会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建立一个“共同参与、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和治理共同体。

　　通证机制。创新一批以产业和企业为对象的资金使用制度，让帮扶的投资变成“资产”而不是“成本”。目前的资金使用依然是以“项目制”为抓手，带来很多弊端，应将分散在各个部门、各个文件的政策统筹使用，推动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形成政策合力，精准聚焦因地制宜的帮扶项目，推动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涉农资金和帮扶专项资金的整合力度，增强银政企三方合作，用好用足优惠扶持政策。应引导资本市场更加重视社会价值投资，逐步强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促进社会投资“通证化”，让“商业向善”的资本获得相应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