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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民(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为新时代新征程“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根据这一说法,我们只有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能增强自身文化转型的能力,并提高在新时代条件下文化选择的能力和水平。
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既涉及宏观层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传统、价值规范和理想信念,也涉及一个人、一个群体开展行动的根据、目的和意义。因此,对文化的“自觉”也必然涉及从个人到群体、从社会到国家等多个层面。同时,文化不仅仅体现为思想观念的体系,实际上更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当中。由此,如果只在思想史或书本知识中“自觉”,还只是文化自觉的思想准备,只有将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和民众鲜活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文化自觉才有的放矢。
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其关键是把握文化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人民性。所谓文化自觉的历史性,在于把握文化传统的历史过程和演进趋势。从表面上看,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本身有一个演进的过程,体现为价值观念的变化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其中往往伴随着不同思想观念的论辩争鸣和新旧更替。文化演进的重要结果是对既有文化观念的重新认识或省思,也可能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进而实现不同程度的文化创新。
从更深的层面看,文化自觉的历史性实际上源于生产生活实践的变化。也就是说,文化自觉的实践性体现为它是生产生活实践发展的结果和必然要求。只有物质生产实践、社会交往实践乃至科学研究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也就是人们的思想认识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对文化的认识和省思才会充分显现出来。例如,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在根本上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结果;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及其中国化成果,也离不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波澜壮阔的历程。
文化自觉的历史性和实践性也意味着,我们所“自觉”的文化传统,一定是“活的”传统。前人的文化观念发生在过去的时空里,但它们会在新的时期和新的条件下被“唤醒”并被赋予新的意义。这说明,文化自觉是一个与时俱进、生生不息的过程。实际上,这也是文明演进的重要逻辑。文化自觉的背后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即有对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深刻把握。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文化自觉的人民性主要表现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最终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总体来看,文化自觉的历史性要求我们把握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尊重传统、研究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传统;文化自觉的实践性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将文化观念、文化反思、文化创造植根于鲜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文化自觉的人民性则要求我们坚持“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立场,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在历史与现实、生产与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态度、品格,进而深入把握人民群众实际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相较而言,文化自觉的历史性解决的是文化的传承发展问题,文化自觉的实践性解决的是思想观念与物质生活的紧密结合问题,而文化自觉的人民性解决的是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亦即文化源于谁、为了谁、属于谁的问题。
就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遵循文化自觉的人民性意味着:一是“倾听百姓的故事”,面向广阔的变化着的社会现实,调查研究民众生活中的新现象、新问题、新想法、新需要。二是“讲好百姓的故事”,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姿态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和想法,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研究者自身的反省和成长。三是“传播百姓的故事”,即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想法和做法进行科学研究后,经由理论建构以学术交流的方式将“百姓的好故事”讲给不同文化中的人,以达到学术交流、文化互鉴的目的。
在文化交流的意义上,文化自觉意味着要以广阔的世界眼光理解其他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增强与不同文化之间接触、对话、相处的能力。事实上,这也是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的题中之义。换言之,就是在“各美其美”的基础上“美人之美”,进而实现“美美与共”乃至“天下大同”。实际上,文化自觉的世界眼光也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如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厚的天下情怀,讲求推己及人、修齐治平、民胞物与。因此,文化自觉的人民性是开放的、包容的,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
根据文化自觉的三个特质,我们在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需要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史、学术史的脉络中深刻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方法上既要避免盲目地“厚古薄今”,也要拒绝轻率地“以今释古”;需要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经验,以契合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特点的方法把握社会现实的变化及趋势;需要坚守人民立场,充满温情和敬意地深入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以扎实的学术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