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良法善治的独特作用

　　作者：蒋建森（浙江警察学院党委书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踏上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充分发挥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中国基层社会呈现良法善治的独特作用，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中发挥法治文明的引领作用。

　　充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软法治理优势，建立健全软硬并济的法律规范体系

　　“枫桥经验”内含软法治理手段和功能，通过运用村规民约、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地方性知识、甚至风俗人情等本土资源进行柔性干预，不但促进了多元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合作，也有效填补了国家法因为各地差异、社会快速发展造成的微观治理“权力真空”。新时代发挥好“枫桥经验”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要加强国家立法中的倡导性、号召性、激励性、宣告性等非强制性规范的建设，高水平实现“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式的刚性规范与软性条款的共生互补，加快由单一僵化的硬法体系向软硬交错的混合法体系进化。另一方面从广义软法的视域下，应将“枫桥经验”融入数量庞大的民间法、习惯法等各类基层自治规范，并不断健全基层社会共同体创制软法规范的准则、守则、指引等。同时，必须坚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防止社会基层多元共治可能引发的无序化风险，防范一味迁就而损害实质性公平正义等新问题。

　　积极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柔性执法理念，完善刚柔并重的行政执法体系

　　“枫桥经验”诞生之初就具备柔性执法的内在基因。近年来，浙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力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积极探索教科书式执法、“首违不罚”等柔性模式，优先运用提醒、责令改正等手段，取得良好成效。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应持续提升柔性执法的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一是让“枫桥式”柔性执法理念推广至更多领域，让行政执法既要有力度，又要有温度，力促“柔性执法”释放“刚性力量”。二是不断完善柔性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实施准则，科学界定轻微违法的具体情形和一般要件，规范非强制性执法手段的适用条件，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和不当适用。三是研究制定各领域柔性执法的工作指南与操作规范，开展柔性执法专门培训，切实提升一线执法人员的柔性执法素养和水平。

　　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调解优先模式，构建诉讼与非诉并行的司法体系

　　中国民间有“厌诉”的传统。由于庭审具有复杂性，法院判决有时也很难达到双方当事人均满意的理想结果，很多时候矛盾纠纷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枫桥经验”发扬“和为贵”的优良传统，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政策、经济等各种手段，以调解为主要方式，以调和为目的，结合自愿原则，达到实质性解决纠纷的目的，可以有效防范矛盾纠纷的激化升级。以此为借鉴，当前应着力深化以下双重关系。一是诉讼和非诉的并行关系。要深入贯彻落实2021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建立调解前置制度，将调解设定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并规定例外情形。强化诉前辅导，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最适宜的方式解决纠纷，实现大多数纠纷在诉讼前端快速平和解决。完善无异议调解方案认可机制和诉前鉴定机制，增强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质效。同时，严格执行立案登记制，对依法应当受理的起诉，确保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二是本土个性化与普遍性案例指导意义的互补关系。一方面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熟悉本地风俗习惯、有颇好声望与人缘等优势，进一步培育“老杨”调解中心等扎根当地的知名调解品牌，并围绕某一类特定的矛盾纠纷调解做精做强。另一方面，加强调解指导案例建设。在中国法律服务网的人民调解案例库、法院系统发布的调解案例的基础上，加强指导案例的点评分析，具体评析该案例的调解难点和所采用的沟通技巧，总结调解成功背后的一般性原理和所依据的法律政策。

　　坚定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共同治理优势，画好全民守法最大同心圆

　　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致力于打造基层良法善治共同体。在构建共同体的过程中，“枫桥经验”极其重视以党的教育政策来凝聚各方共识，积极发挥乡贤能人等“关键少数”的道德榜样作用，强调群众自治的基础性作用，推进所有成员互助共济、共创和谐社会。同理，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应最大限度凝聚各方共识，画出全民守法最大同心圆。其一，党委政府是内核圈层。对党政干部的法治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纵深推进不能原地踏步。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坚决防范和严厉处置“关键少数”的贪污腐败和公权力滥用。其二，社会力量是居中圈层。在各级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下，整合属地的社会组织、志愿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力量，发挥普法守法的社会协同效应。尤其是要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加大对公德失范、诚信缺失行为的惩处力度，加强正面信息记录与应用，探索见义勇为、好人好事的长效激励机制。其三，人民群众是基础圈层。对于基层普法，不仅要普及违反硬法的惩戒警示，更要宣介软法的价值引领和道德规范；不仅让群众学会弄懂法律法规，更要熟知认可身边的非正式制度。特别是通过完善与宣传社区公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行为准则，引导广大社会成员珍惜共同的价值规范，积极以主人翁精神参与法治行动，真正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局面。

　　（本文系2022年度浙江省法学会重大课题《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