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波（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视界宏大，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对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大历史观：“第二个结合”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提供理论视野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并深刻阐释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这是着眼于历史经纬和纵横比较对中华文明特性的精准概括，彰显出深邃的历史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树立起运用“大历史观”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典范。大历史观也为推动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大视野、大格局、大境界。

　　第一，整体视野与系统思维。大历史观首先是一种总体史观，其基于整体性的思维范式，强调把考察对象放到历史纵深和广阔空间背景下来审视，以洞悉历史规律、增强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大历史观之“大”正在于其整体性、系统性，“大”意味着不拘泥于具体的人物事件，而超越时空局限去把握历史的整体结构与演进趋势。大历史观呈现的整体视野，同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核心关键的“总体”二字一脉相承，与“大安全”理念之“大”亦高度契合，都强调时空关联下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思想，为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构建大安全格局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第二，长远视野与战略思维。“时间”构成历史的基本要素，而大历史观强调跳出一定历史阶段，运用“长时段”理论研究历史、找准历史方位，把握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内在关联。作为一种“远见”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蕴含的战略思维强调从全局、长远、大势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与大历史观强调历史长周期是高度一致的。

　　第三，比较视野与创新思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在古今意义上，大历史观强调在把握历史事实经验基础上，将历史之内在逻辑与现在作比较，把所发生的历史同未来作比较，进而前瞻预测历史走向。这一点诚如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通过对古今中外的理性比较，才能更好贯通把握历史、现在与未来。这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创新思维逻辑极为类似，创新就必须突破思维定势，与时俱进、主动求变，而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超越冷战思维、霸权主义、“零和”安全观，吸收古今中外安全观中的合理因素，进行国家安全重大理论创新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第二个结合”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提供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中华文明正是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直面困难、战胜风险中绵延发展从未中断。毫无疑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了意涵深刻、独具特色的国家安全战略思想，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蕴含的安全元素、安全智慧，为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创新发展国家安全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

　　第一，强调系统应对风险的传统战略文化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提供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蕴含深刻的系统论思想，正是受传统思维强调把事物看作有机整体之影响，传统战略文化中系统应对安全风险的论见不胜枚举。例如，发轫于先秦的“大一统”思想，逐步发展形成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成为历朝统治者的战略追求和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思想动力，极大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观念，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资源。又如，经典文献中多有主张内外兼顾、文武并举、刚柔并济的论说，论证了整体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实质上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必须系统谋划、统筹兼顾”的主张。

　　第二，强调风险预防的传统战略文化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非常强调风险管理，主张未雨绸缪、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易经》中有“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之说，这一论见强调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间的转化关系，而要防止其中的逆向转化，则需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魏书》云“国之大计，豫备为先”，北宋苏轼撰《晁错论》开篇即指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其同样强调防备为先方能有备无患。在新时代重大风险防范化解话语体系中，“备豫不虞，为国常道”“于安思危，于治忧乱”“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等古语常被引用，也都说明风险预防的重要性，可以看到传统战略文化中安全智慧对今天之影响。

　　第三，强调内敛的治国理政之道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重视内部安全稳定而非对外扩张，在军事上则更强调防御而非进攻。最为典型的就是唐代贞观年间“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的论说，唐太宗认为只要实现王朝内部安全稳定、国家安定强大，周边少数民族就会向往，自愿服从于中央王朝，受这种理念之影响，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以德服人”的开明政策，军事上则往往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勿追”的守土防御政策，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正是这种具有内敛性的治国理政之道，使中华文明展现出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传统战略文化中“为政以德”“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和合共生”等论见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提供路径方法

　　大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分别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提供了宏阔视野和宝贵资源。进入新时代，树立大历史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为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提供强大新动力。

　　一方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转化之关键在“转化”，侧重于“继往”，要按照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改造传统战略文化中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要深刻认识到转化是以继承为基础的，是继承中的转化，但又绝不是照搬照抄，更不是守旧复古。为此，首先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安全元素、安全智慧的系统深入挖掘，逐步形成国家安全理论创新发展的文化资源库，为创造性发展提供源头活水、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在“转化”上下功夫，把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充分继承和发挥安全元素、安全智慧的价值功能。

　　另一方面，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创新性发展。创新性发展之精髓在“发展”，侧重于“开来”，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和新进展，与时俱进补充、拓展、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不断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为此，首先要在“善于继承”上下功夫，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对传统战略文化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此外还要“更好创新”，紧跟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推陈出新、突破超越，增强对国家安全特点规律的认识和科学方法论的把握，以开放包容、不断发展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推动实现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

　　当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非互不关联、相互割裂的，两者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唯有在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创新国家安全理论，在创新发展国家安全理论中不断继承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的养分，才能逐步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在新时代新征程切实维护、更好塑造国家安全。

　　（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大一统’理念的演进与周边关系研究”【编号：LSYZD21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