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吴玉章讲席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将“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加以阐述。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把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宏观经济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的丰富完整体系，涵盖了国民经济的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科技、环保等诸多领域。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是通过树立宏观经济治理目标，形成宏观经济治理政策，运用多样化的宏观经济治理工具，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突出强调了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四个方面，显示出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完善国家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性。

　　构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着力点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而现代化经济体系由产业体系、经济体制和空间治理三部分共同组成，是以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为支撑，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为制度保障，以协调发展的空间体系为现实基础。第一，产业体系。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包括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增强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具体来讲，一是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承担社会产品生产任务，并为就业提供基础性保障；二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和产品的附加值；三是现代金融体系为产业发展提供融资支持和金融服务。第二，经济体制。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是建设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其中，发挥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可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确保资源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而发挥政府作用旨在确保发展机会的均等和市场竞争的公平，实现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第三，空间治理。空间治理的目标是要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四大板块”是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和长期任务，区域重大战略是重构空间格局的核心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则是细化空间治理的主要抓手和形成区域空间新景观的重要途径。因此，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中的关键因素包括增强区域空间结构和空间布局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撑。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着力点

　　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坚实基础。作为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空间治理现代化，其实现途径是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

　　第一，“四大板块”协调发展是空间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的宏观空间结构经历了逐步细化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后“沿海与内地”两分法的空间结构，到改革开放形成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空间结构，再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四大板块”的空间结构。依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未来10年我国空间治理的基础任务是保持“四大板块”范围的基本稳定。对于“四大板块”的空间结构，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在于规划的落实、机制的完善和政策的创新。因此，将宏观经济治理落实到空间治理层面，就是要实现“四大板块”的经济规模协调、基本公共服务适度均衡以及共同增进民生福祉。

　　第二，区域重大战略的实施是空间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战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区域重大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强调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要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动力源就是要具备内生动力和外部带动能力，起到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因此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带动其他区域发展。二是强调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建设，这与两大经济带面积广大、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多种多样分不开。三是沿着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将雄安新区建设成为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典范。四是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支点和内陆地区开发开放的综合枢纽，重庆的地位无疑十分关键。而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并拥有四川省四成的经济规模，其发展对于西部地区举足轻重。“走深走实”的应有之义，是成渝两地加强合作，形成合力，共创辉煌。

　　第三，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以细化空间治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自主体功能区概念提出以来，其核心内容不断丰富。主体功能区规划、战略和制度的相继完善，标志着主体功能区这一理念的成熟，并已成为空间治理的重要抓手以及空间治理落地的主要途径。当前，我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设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依据地理分布而形成的主体功能区，按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提高层次并逐步制度化。不同的主体功能分区应当有不同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规划，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就是要发挥每个区域的比较优势，通过国家的政策协调，达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功能区制度体系的健全，将起到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的作用。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实施方向

　　第一，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一是促进城乡区域间要素自由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促进要素流动的各项安排，需要落实到具体区域，实现空间上的落地。具体包括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二是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由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构成的生产要素市场，要在全国一盘棋的原则下，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区域性的流动态势，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限制。三是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平台和制度建设。近年来，为提升区域政策的差异性、精准性与有效性，各地规划建设了包括自由贸易区（港）、高新区、国家级新区等一批区域经济发展平台。完善这些平台的体制机制是我国到2035年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第二，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十分明显，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首先，推动大经济区合作。“四大板块”的区域合作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固定模式。未来需要深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区之间的合作，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这其中包括城市群与都市圈的合作、同城化发展模式的构建等。其次，促进经济带流域上下游的合作与发展。当前的长江经济带覆盖整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包括了上下游地区，两个流域地区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梯度明显，实现区域之间合作是促进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再次，加强省际交界地区合作。例如，晋陕豫的黄河金三角合作区、乌大张长城金三角合作区、粤桂交界区、湘赣交界区等，都具有省际交界地区的欠发达特征。促进省际交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需要制定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相关政策。最后，积极开展国际区域合作。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推动构建互利共赢的国际区域合作新机制。

　　第三，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一方面，加快产业转移和产业功能平台建设。产业转移是跨区域合作的主要途径之一，当前我国在东中西梯度转移的基础上，更呈现出多向多层次的转移特点。包括自由贸易区等区域功能平台建设，需要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区延伸，使其获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东中西部对口支援。对口支援新疆和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进新疆和西藏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稳定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巩固对口支援成效，有必要以产业支援为重要抓手，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推动民生领域特别是文化、教育、医疗支援走深走实。

　　第四，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概括为：高效开发海洋生物资源、海洋非生物资源、海洋能源；健全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的联防联控机制，开展深海远洋生态环境修复工作；增强海洋产业综合竞争力，大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海洋新能源产业、海洋生物产业、滨海旅游产业等；将海岸带、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纳入统一的蓝色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辐射带动海岸城市、港口、海陆综合经济区腾飞，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塑造蓝色经济圈。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具体包括：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前提，参与构建新型国际海洋治理机制，拓宽海洋开发国际合作领域，通过海洋立法维护海洋经济安全。按照上述思路，实现海洋经济的总量与质量、海洋开发的强度与利用时序的协调，从而为中国经济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