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代欣（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时代以来，中国财经以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主线，不断锻造新本领、发挥新作用、体现新功能、锚定新定位，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并就健全预算制度等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明确要求。财政需要进一步在保障和支撑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找到新坐标、起航新征程。

　　财政不断锻造新本领　发挥新作用　体现新功能　锚定新定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财政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财政改革有了全新思路。我国财政事业发展改革始终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看，我国财政始终以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为工作主线，全面深化预算管理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改革。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人口老龄化和经济数字化过程中，财政不断锻造新本领、发挥新作用、体现新功能、锚定新定位。

　　财政的新本领是从传统的政府“收支管平”转型为宏观调控第一层面的政策工具。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税收政策工具，来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并助力长期经济转型。2012年，我国开始实施结构性减税降费。2016年大规模减税降费拉开帷幕。减税降费不仅降低了经济社会运行成本、实现了藏富于民，而且助推了企业转型发展和扩大了居民消费。过去12年，我国减税降费总规模超过13万亿元。这在同期的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减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2023年以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在稳步下行后趋于稳定。调整后的税制开始发挥自稳定器作用。减税降费不再是简单地降低税率，而是优化税制。我国现行三大税种都有了较大幅度的优化调整。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增值税链条实现了闭环，降低了重复征税、推动了产业分工。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不同程度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构建了税收在促进企业转型发展和造福个人家庭中的传导机制。新本领的锻造使得财政在新时代有了发挥新作用的底气。

　　财政的新作用发挥主要是在全面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完成了自我进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不只要更新财政体制机制，还要铸就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致力于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新作用发挥具体表现为全力支撑保障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现和重点目标任务的完成。以财政支持脱贫攻坚为例：2012年到2020年，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1.6万亿元。财政还在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与金融、产业扶贫政策落地实施方面积极起效。在财政支持下，各地方优化要素配置，实现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和省域内流转。按照中央要求，贫困地区将所获调剂、流转资金优先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安置补偿、当期基础设施新建与维护、耕地保护修复等领域。财政通过向扶贫产业贴息贷款并有针对性地提供农业代偿补偿等方式，增强金融向贫困地区的辐射能力。更进一步，财政还成为脱贫攻坚中区域合作的纽带。集中表现在协调推进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方面的探索，促进区域间形成协调并进的共赢局面。这说明财政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力，也是促进互帮互助、均衡发展的枢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深层次体现。而将新作用制度化为财政的新功能，成为财政接续向前的下一步。

　　财政的新功能体现在治理和调控“双轮驱动”的现代财政框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国家财政功能进一步提升完善、财政功能进一步强化与拓展。财政在保障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中承担着复杂而艰巨的基础性工作。比如，在应对不确定性冲击时，财政承担了兜底经济社会运行成本的重任；财政在成为连接国家、市场、社会和民众的纽带时，精巧构思和审慎作为做到不缺位、不越位；财政体现的国家治理功能而非管理职能，实现了多方互动的良性沟通，展现了充足的协调能力和丰富的功能弹性。实际上，落实落细治理和调控功能颇为不易。比如在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施行真正统一的税制来推动区域间市场整合；加大政府投资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设施堵点；扩大政府采购的公共消费来增进民生福利；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理顺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的新定位锚定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财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提升站位、加强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研发投入保持较快增长，财政在服务创新战略和发展大局中应当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根据《2022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的数据，仅2022年全国研发经费达到30782.9亿元，比上年增加2826.6亿元，增长10.1%；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54%，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国家财政科学技术支出11128.4亿元，比上年增加361.7亿元，占研发经费投入的三分之一左右。研发研究经费的增长，体现了我国在加强原始创新能力和基础科技研究方面的努力。在面临较大财政压力的同时，我国财政在科技领域的支出也表现出增长态势，显示了支持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决心和毅力。

　　财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找到新坐标　起航新征程

　　《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财政不断锻造的新本领、发挥的新作用、体现的新功能、锚定的新定位，仍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在新一轮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财政朝气蓬勃地找到新坐标、起航新征程。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决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部署，将财政事业发展改革与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紧密结合、高度融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推进工作、深化改革，展现财政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职责担当。

　　二是准确理解《决定》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要义。《决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将财政事业发展改革与上述主要工作、关键领域有机结合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任务。

　　三是要把改革重点和时间节点统筹规划。在宏观调控和战略规划上提及与财政发展改革有关的内容，包括：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而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中，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按照中央要求“倒排工期”，到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