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文迪（黑龙江大学实践哲学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文化主体性。

　　何谓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本质上来源于人的主体性。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人的主体性是一个复杂概念，但是，核心含义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由“自在”上升到“自为”，达到一种自觉意识。它表现为自由、自主意识和主动意识以及在这些意识支配下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人的主体性自然会表现在文化之中，形成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就是对特定主体所属文化的自觉反思、认识和创造性的文化实践活动，表现为对文化传统的自觉创新实践，以促进文化范式、文化模式的转换以及文化传统的不断生长。所以，文化实践是文化主体性概念的内涵之意。历史上，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在文化主体性意涵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停留于空洞抽象的自我意识，还是生发为现实的文化实践活动。

　　如果把文化看作具有社会总体性的概念，那么与社会统一的文化活动即可称作总体的文化实践。且总体的文化实践包含着具体的文化实践形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从社会延续意义来看，文化实践是文化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文化实践真正要做的是恢复完整的社会物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恢复作为社会物质过程的文化生产。因此，可以说文化生产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第二，从文化与社会基本矛盾的关系来看，文化实践是文化意识形态反映社会基本矛盾的过程。在所有宏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中，可以看到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且有意识地以政治、法律、宗教、艺术或哲学意识形态试图呈现和克服它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政治实践与文化实践的过程。第三，从文化政治学的立场来看，文化实践的具体机制是夺取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是社会统治阶级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中主体性的显现，因此，文化霸权实质上属于包含着意识形态的文化实践。

　　文化实践既能够反映出当今时代文化的作用逐渐凸显的巨大转变，也能够概括出当代世界人类实践形态的普遍性质。如果文化主体性缺少了文化实践，那它就只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主体性，就像唯心主义中的“自我意识”一样。而文化实践是指总体性文化传统的生产和再生产，即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支配下的对文化的重构活动，当然，这种重构活动同时也包括狭义的文化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是一场伟大的文化实践活动。

　　确立文化主体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首先，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依赖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正确认识文化自信需要区分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大、文化盲信，文化自信既不是文化自大，也不是文化盲信，这两种观点都没有正确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且是非理性的。文化自大与文化盲信只会导致文化的停滞与落后，这在历史上不乏前车之鉴。与之相对的，文化自信的前提是对本民族文化有清晰的理性认知。文化自信是某种文化的主体，在秉持着对本民族文化形态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本民族文化具有足够信心，且能够理性地应对和解决面对的时代问题和疑难困境。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文化自信，需要我们作为文化主体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接触中、在面对不断变化的新环境中，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自觉的实践行动，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懈努力。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依托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建设和成熟。

　　其次，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必须建立在文化主体性之上。文化认同是人们在特定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形成的，以对本民族基本价值的肯定性认同为核心，从而形成对民族生存方式、习俗和信仰等方面的肯定性认可的文化心理，文化认同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至关重要。文化认同并不是文化主体与文化传统要达到一种绝对同一状态，而是辩证统一的状态。因为绝对同一论摒弃了文化主体对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的空间，既否定了文化主体性，也否定了文化传统继续生长的可能性。这种理解依托于对文化传统的僵化认识，认为文化传统是既成的过去式，而缺失了现在和未来的维度。而在辩证统一论中，在文化主体的推动下，文化主体与文化传统之间遵循从统一到差异，又到统一的不断反复的辩证过程。这样，就使文化主体与文化传统之间既保留了一定的理性空间，同时又保留了文化实践和创造的空间，因此更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只有建立起文化的主体性，才能形成真正的文化认同。

　　再次，形成文化主体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交流互鉴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化的正常表现形式。文化交流实质上就是文化主体间的交流，因此，其中存在着“主体间”与“文化间”的问题。对于“主体间”问题，学界主张“主体间”是一种交互主体性，即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既要形成一种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又要形成一种“共在关系”，这就是“主体间”的交往。而“主体间”关系问题反映到文化上就形成了“文化间”问题。“文化间”的交往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主体间”关系的延伸：文化交流是多个文化“主体间”的互鉴活动，这种交流摆脱了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是一种以理性为原则的平等对话关系。因此，在文化全球化的形势之下，世界各民族“文化间”只有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交流互鉴才能形成各民族之间的“共在关系”，才能重新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由此可见，形成文化主体性是各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提。

　　最后，文化主体性是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基础。“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而言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经历四百余年的演变，进步性与弊端已充分表现出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工具理性以及功利主义原则对人类生存所带来的危害，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开始觉醒，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创造一种文明新形态的迫切性，于是开始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反思，聚焦于批判西方现代性文化，在“中西古今”的矛盾汇集之下重新思考中国道路问题。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和逐步实践，才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也找到了中国实现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以及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正确道路，因此，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依赖于文化主体性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