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付龙（豫章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标识性概念。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新的文化生命体是源于历史、立足现在和面向未来的生命有机体，不仅展现了人类文明新图景，也具有独特的结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之间互相证成、相互化生，联结着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形成了支撑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网络状结构关系，新的文化生命体亦呈现出生命体接续性跃升、开放性包容和本体性规定的内在特质。

　　首先，在传承赓续与创新发展的内在统一中呈现生命体的接续性跃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创造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但“‘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第二个结合”是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和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的有机统一，并且在“两脉”贯通中相互成就，不断提升理论生命力，聚变新的理论优势，打开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的创新空间，推动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和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走来，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深处中走来，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在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的互为建构中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传承与更新的结果，在时序维度上体现了纵向结构的接续性跃升。

　　传承赓续决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历史跨度。历史过程构成现实本身，能为现实提供答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提供了深厚底蕴，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赓续传统中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换羽新生。为此，“转化”和“发展”是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两个关键词。“转化”和“发展”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转变”和“发生”，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过程，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过程，隐喻了中华文明从传统样式向现代样式的演进与发展。这种“转化”和“发展”之所以可能，亦是源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必然是中华文明更新迭代而非断裂重组的结果，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其生命体特色，在创造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凸显其生命体底色，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中彰显其生命体亮色。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停滞或凝固的生命体，而是以强大的结构韧性不断适应生产方式变化发展，在生产方式变革中不断获得历史性和现实性建构，以彰显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大历史观”的演进逻辑和发展坐标。

　　创新发展决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发展高度。历史并不是僵死的存在世界，而是充满“意义谱系”的存在世界。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一直贯穿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进程，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时代精神的浇灌下获得文明生长能力。为此，“创造性”和“创新性”亦是理解新的文化生命体生成的两个关键词。“第二个结合”并非一般性思维上的结合，不是二者内容形式的简单比附或话语概念的拼凑嫁接；而是创新创造思维意义上文明的时空会通，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以新内涵新内容新形式，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种“创造性”和“创新性”之所以可能，亦是源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且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必然是在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文化创新的思想资源，在创造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把握文化创新的根本方向，在吸收和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中升华文化创新的世界情怀。新的文化生命体绝不是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简单复制或照搬照抄别国文明的结果，而是以内生的强大文化力量及时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以彰显新的文化生命体关切“人类福祉”的生存境遇和未来形态。

　　其次，在中国和世界的双向贯通中呈现生命体的开放性包容。文化建设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民族历史本性决定了文化的民族性，世界历史发展决定了文化的世界性。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世界性，文化的世界性并不意味着消解其民族性，二者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构成了一个矛盾体的两个不同方面。作为一种经由“结合”而形成的生命体，新的文化生命体内蕴一种有机的生命体系和文明的生命实践，在“美美与共”文明交往和人类情怀中体现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贯通，不仅折射出其强调人类命运与共的文明性方位，也向世界彰显了其追求共同发展进步的文明性本心，在“中国之中国”和“世界之中国”的复合空间维度上体现了横向结构的开放性包容。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社会主义内容和中华民族形式相结合中获得质的规定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空间维度透视，作为民族性的存在方式，新的文化生命体始终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民族性基点，在“中国之中国”空间范畴基础上前行，中华民族则构成了其主体规定，表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建构主体只能是中华民族而非别的民族，获得“是其所是”的质的规定性和“何以为是”的民族性特质，并在中华文化母体中追问“今日之中国”何为“中国之中国”，创造性肯定和能动性建构精神上独立自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在肯定和捍卫自身文化自主的地位中不断得以新陈代谢和自我统一，使其“民族性”特质有了深邃的内在根基和深远的主体基础，避免了文化主体性遮蔽或迷失。

　　最后，在人民立场和生产实践的相互建构中呈现生命体的本体性规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为邦本”思想具有内在贯通性和高度契合性，人民至上则是二者内在贯通和高度契合的集中体现。人民立场和生产实践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相互规定、相互贯通，从本体性层面规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价值旨趣，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区别和超越于其他文化生命体的显著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自觉。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探索中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创新空间，实现了从“民为邦本”到“群众史观”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且在深刻的化学反应中深化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双向互动，实现了人民立场和生产实践的互为建构，在时空坐标中体现了内在结构的本体性规定。

　　人民立场决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价值旨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从质的规定性层面赋予新的文化生命体以深邃的人民性价值根基和深远的人民性发展指向，在摒弃“资本逻辑”中使“人本逻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高度。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质的规定性层面明确了新的文化生命体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化生命体，反映了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其生成中具有奠基性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性品格从质的规定性层面决定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以人民性为价值内核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人民性特质深深植入新的文化生命体，体现了其站稳人民立场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