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庆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论断。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三者密切联系、相辅相成。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中国，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其文明底蕴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抓手，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源泉，以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借鉴，以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主体，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方向。这样的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较大成就，使世界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欧洲，随之产生欧洲中心主义。西方现代化及欧洲中心主义对世界现代化产生影响，形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的“东方从属于西方”框架，也把世界卷入现代化运动之中。西方进一步把“东方从属于西方”看作宿命。

　　西方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从1840年开始。从1840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对西方现代化冲击的一次次被动回应。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历史区间，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中国一改过去被动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也一改过去外逼式现代化为内生式现代化，取得的总体性重大成果是开创并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确立并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这种转变源于以下因素：一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使我们党在思想文化上拥有消除错误思想并统一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引；二是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力量，在组织上有了整合中国社会力量、团结各种积极力量的领导核心；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文化基因，在根脉上有了凝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力量；四是人民是推动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与目的，在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扎根人民上有了道义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并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格局，确立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展现的。其中，中华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主要源于中华文明。

　　第一是提出“走自己的路”。在逻辑上，“走自己的路”具有“破”“立”“走”三层内涵。“破”，就是不走“别人”的路尤其是歪路和邪路；“立”，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走”，表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自己“走”出来的，必须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断进行探索、开创和开拓。在实践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自己的路既体现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教条主义，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具有自主性的实践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走自己的路既体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致力于在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国推进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上述逻辑和实践看，走自己的路，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在道路问题上的重要体现。

　　第二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走自己的路”被赋予时代内涵，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致力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承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逻辑，直接且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走得稳走得宽走得好，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独立自主的，具有主体性、创新性。

　　第三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道路区别并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是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新的类型，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现代化道路”这一框架中加以解释，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首先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华文明中内生且拓展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开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程中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路径。

　　第四是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打破“东方从属于西方”历史格局并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更持久更鲜明的是提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丰富内涵，是“第二个结合”形成的理论形态、文化形态、文明形态：它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内核，以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滋养。新的文化生命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它以文化强国建设为实践基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文化样态；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和旗帜，使我们党把握了历史主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和基因，使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彰显独特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融合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和时代内涵；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既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又向世界展现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魅力；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创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发展和升华的集中体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指明了方向、目标和路径，同时，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具有独特的创造力和引领力，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坚厚基石、文化本体、生命滋养和根本路径，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把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强国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建设文化强国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古今中西之争”

　　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生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古今”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传统和现代、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第二个结合”，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实质是破除“文化虚无主义”，解决了“古”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为今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这就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为推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了文化支撑，也彰显其时代价值，解决了“今”的问题。

　　“中西”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世界、民族和人类、特殊和普遍的关系问题。其要旨在于突破传统“西体中用”“中体西用”观点的局限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既不能坚持“西体中用”，不是以“西”为本体、主体，也不能简单主张“中体西用”，而是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文化本体，即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文化中先进、合理的成分。这就破除了“西方中心论”，解决了“中西”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破解“现代化之问”

　　人类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然遭遇具有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复杂矛盾和难题，可称为“现代化之问”。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有助于破解“现代化之问”。

　　一是如何确立现代化目标。即在目标追求上，现代化是坚持物质至上、资本至上，还是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类实现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问题。由此，在西方现代化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便滋长出一种单向度发展的物质主义。如果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对物的依赖，物对人进行统治，那么，人本身的发展就会付出沉重代价。在这种情境下，一个根本问题被提了出来：人类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是坚持物质至上，还是坚持人民至上？是坚持物质文明的单向度发展，还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华文明强调“民为邦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中国式现代化，在解决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问题的同时，也注重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求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物质财富增长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解决了人类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目标追求问题。

　　二是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即在道路选择上，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还是立足中国国情实现自主发展？西方率先开启了人类现代化进程。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视为“边缘国家”“依附性国家”，产生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西方现代化模式对许多国家产生较大影响，但一些国家一味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并未能走向繁荣富强稳定，反而导致社会分裂动荡。中华文明具有创新性，强调革故鼎新，注重实事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具有共同特征，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现代化，是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现代化。走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实现了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和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告诉我们，在道路选择上，各国应立足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三是后发国家如何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即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是被动从属于西方模式，还是主动发挥后发优势？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有其显著优势，后发国家因“时空压缩”而具有诸多劣势，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沿袭西方现代化模式。历史和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照搬和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要么成为西方的附庸，要么难以取得成功。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自主发展道路，这种道路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又需要避免先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所付出的代价，还可以独辟蹊径，创造性地探索出一条发挥自身优势、补齐自身短板（如资源、环境、科技、人才、资金等发展要素约束）、打牢自身发展基础的现代化道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和优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的中国式现代化，吸收了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同时克服了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代价和弊端，如单向度发展、两极分化、殖民主义扩张等，还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中国奇迹的独特发展道路，为后发国家跟上现代化的时代潮流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