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知识创造、生态文明建设、提振消费、财政金融政策、城市更新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郑永年：科学认识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指出，维特根斯坦哲学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相关理论提供了依据。这些理论认为，人工智能的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可归于它能够扫描大量数据集来学习类型和模式，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就是模仿或者模拟人类，是先“人工”后“智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进一步探讨“人工智能”中的“智能”概念，因为机器本身并没有像人类那样思考，至少到今天为止，人工智能仍是基于现有存量知识之上的，而非基于人类所具有的智力和智慧之上。因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考虑。第一，人工智能的知识水平是可以评估的，其智力水平则不得而知。第二，迄今，人工智能科学应用（AI for Science）和人工智能社会科学应用（AI for Social Science）的大流行所指向的有关人工智能对人类创造知识的赋能作用已经有很多讨论，但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衰退作用几乎被忽视。就知识创造而言，现在应当考虑的问题是：人工智能能创造什么样的知识，不能创造什么样的知识？简单地说，人工智能能够创造形而下的知识，但人工智能很难甚至没有能力来创造形而上的和介于形而上、形而下之间的知识。对形而下的知识的创造，人工智能远比人类高效和精确，形而上的和介于形而上、形而下之间的知识则依然属于人类的智能和智慧范畴。至少从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来看，人工智能没有能力作出这样的知识创造。也就是说，尽管从近期来看，人工智能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冲击是巨大的，但在知识创造领域，人工智能仍不能取代人类。人类知识生产体系的改革迫在眉睫，人类应准备好接受人工智能的赋能功能，避免人工智能的去能影响，同时超越人工智能，创造人工智能所不能创造的知识。

　　摘编自《光明日报》

　　【郝栋：以更新理念、更宽视野谋划生态文明建设】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郝栋指出，生态文明理念的形成与演进，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与制度实践成果，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从感性认知走向理性升华的过程。可以说，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发展，经历了由实践到理论、由理念到战略的系统演进过程，既体现了党对自然规律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我国发展理念日益向绿色、低碳和可持续方向的战略性转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指导实践落地，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表现在生态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展深入推进、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以及全民生态意识显著提升等多个层面，彰显了从理念跃升到现实治理能力的深刻转化。这些成果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对自然规律和发展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既有深厚的理论指导，也依赖于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的高度整合。在新发展阶段，必须站在全局战略高度，以更新理念、更宽视野谋划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格局，真正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摘编自光明网-理论频道

　　【尹振涛：为提振和扩大消费注入金融动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尹振涛表示，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扩消费、促增长中处于重要地位，扮演着重要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于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发展普惠金融，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持续稳固居民的消费信心。二是有利于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推动金融服务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深度融合，既能通过专业化运作实现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又能依托金融服务网络为居民提供便捷的商业保险产品，从资金保障与服务供给两方面减轻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顾虑。三是有利于促进供需更好更快匹配。推动消费金融创新发展，既能够为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也能够帮助经营主体精准识别消费者需求，引导供给端加速提质增效，推动实现供需良性循环。正因如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发挥金融在扩大消费中的积极作用。金融系统要主动担当作为，不断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聚焦消费重点领域和环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提供有力支撑。具体可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完善消费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强化金融服务与消费场景的融合。三是强化科技赋能与风险控制。

　　摘编自《人民日报》

　　【徐玉德：多管齐下释放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效能】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玉德认为，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工具。两者目标一致、工具互补、节奏协调，会产生超越单一政策或线性叠加政策效果的乘数效应，对稳定经济、促进就业、支持企业发展，能发挥更有效的推动作用。需要明确的是，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并非政策简单加总，也非以政策支持替代经营主体发力，而是聚焦主要矛盾、重点领域、重点主体，通过政策联动、资金撬动、风险分担，让经营主体依托政策联动支持，在应对内外部不确定性中发挥创新创造力、激发内驱力、增强发展韧性。截至2024年末，我国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1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46万家。财政金融政策在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通过直接支持与间接撬动，一方面可以稳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预期、提升发展信心，增强市场活力，为推动经济增长夯实“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财政金融资源配置效能，支持经营主体增强造血能力，为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提供坚实保障。需通过优化财税支持政策、激发企业创新自主性，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企业融资实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营造良好创新生态等举措多管齐下释放财政金融政策协同效能，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日益严峻复杂的内外部形势下向内发力，提振信心、提升能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增添动能。

　　摘编自《经济日报》

　　【陈明星、张文忠：为城市更新注入新动力】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明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张文忠认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标志着城镇化进入以存量优化为主导的重要时期。这一转型不仅意味着建设重点从增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更要求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体系。其具体特征如下：一是城市发展底层逻辑的转变。未来，城市发展将不再仅仅是经济和空间的扩张，而是更加注重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二是城市发展和建设重点的转移。城市发展的重心将从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三是超大特大城市空间治理的挑战。尤其涉及城市住房、教育和医疗等资源的空间和结构性失衡问题。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中国城镇化进入存量优化阶段的重大命题。然而，随着新时期城市发展的环境和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城市更新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比如现行规划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城市更新多元资金保障机制尚未形成、大城市及旧城公共服务更新压力较大、城乡融合及城市边缘存在“灯下黑”问题等等。亟待从完善城市更新的政策法规与制度体系、完善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多元投资体系、完善旧城更新改造人本化的空间体系、完善城乡双向一体化的协同发展体系等多维度入手，系统性地优化四个体系，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摘编自《学习时报》

　　（光明网记者 刘梦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