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香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副主任）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就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首要任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理论论断。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始终是中华民族在兴衰更替中凝聚共识、突破困境的核心动力。作为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很早便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思想，诸如倡导“仁政”“礼治”的儒家、追求“道法自然”的道家、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等，都是基于中华大地社会实践形成的华夏智慧。至汉唐时期，中国在吸收佛教、西域文化的同时，始终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进行融合创新。这种“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并长期保持辐射力、塑造力和生命力。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的肆意侵略不仅带来物质层面的掠夺，更伴随文化殖民和精神摧残。惨痛的教训表明，照搬照抄、脱离本国实际的精神依附不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

　　1921年开天辟地般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开始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华民族不可逆转地开启了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经过100多年的接续奋斗，我们创造了“四个伟大成就”，即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其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这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已予以明确概括和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源于文化主体性，基于精神独立性，一旦丧失这种主体性、独立性，中华民族必定魂无定所、行无依规，进而导致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极大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既是对贯穿数千年中华文明精神脉络的传承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文明蒙尘曲折历史的深刻回应，更是对我们党坚持以独立自主的精神坚守文化主体性、开辟前进道路的笃信笃行。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现实挑战的迫切需要

　　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既合作又竞争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习近平总书记直言不讳地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如何构建起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安全防御体系，成为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的重大紧迫的现实课题。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的今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在西方价值观念蛊惑下，各种思想观念交锋碰撞异常激烈，主流价值和思想舆论受到多种因素纷扰，一些党员干部在思想上产生了疑惑、动摇甚至发生了蜕变。有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认为“共产主义太远了，社会主义太长了，马克思主义太旧了”；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导致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在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上，有的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形势说得一片漆黑；有的沽名钓誉，把谩骂作为出名的手段，以博得一些喝彩；有的妄自菲薄，总觉得中国什么都不好，外国什么都好；有的盲目跟风，动辄用西方价值观念来裁剪评判我国的事情。这些人里面，有的是认识模糊问题，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则是政治倾向和根本立场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日新月异，思想文化更趋多元多样多变，我国社会进入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争夺人心、争夺阵地、争夺群众的工作面临新问题新挑战。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入手。思想防线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着眼于抵御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只有始终秉持精神独立自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主导权、领导权，才能确保民族复兴航船行稳致远。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在国际上增强话语权的战略需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大国博弈不仅是硬实力的斗争，更是软实力的较量，其中话语权博弈尤为激烈。话语权决定主动权，甚至决定生存权、发展权。在100多年的艰苦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带领人民先后解决了“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的问题，但“失语就要挨骂”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话语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不少方面还没有话语权，甚至处于“无语”或“失语”状态，我国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还没有转化为话语优势。因此，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

　　增强国际话语权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面临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地缘冲突、网络安全等多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交织叠加带来的复杂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作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所谓大变局，就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打破了西方大国对世界治理的垄断和控制，世界力量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总体趋势。而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日渐暴露出严重缺陷和弊端的当下，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安全、平衡、普惠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诉求和普遍呼声。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全球治理体系发出代表南方国家的声音。

　　增强国际话语权是塑造我国国际形象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囿于各种傲慢、偏见或成见，西方一些政客、媒体和学者等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通过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或进行选择性报道、偏见性叙事，刻意扭曲、抹黑中国形象，种种不实之词甚至污名化叙事造成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巨大“反差”，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极大影响了中国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国际空间。如何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当代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根本问题。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增强话语权，根本上要靠我们构建自主的叙事逻辑和文化表达，而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根基和前提首先是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唯有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才能真正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框架，摆脱对西方理论和标准的盲目追随，切实立足自身实践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叙事体系，进而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要求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作为人口规模超10亿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创造“两大奇迹”，并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人类现代化史、文明史上独一无二、史无前例。正是基于精神上的自信自强、独立自主，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破除了西方主导现代化的单一模式和单一叙事，也摆脱了西方现代化的治理困境和现代性危机，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比如，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超越和创新。毋庸置疑，这是我们秉持独立自主精神取得的辉煌成果，更是对人类现代文明的独特贡献。

　　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共产党的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只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坚定历史自信，始终秉承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既不封闭保守，也不崇洋媚外，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真正做到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创造新的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更多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