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丁怡航（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并且在国际传播领域悄然重构国际传播的权力基础和话语逻辑。谁能够率先抓住智能化浪潮带来的结构性机遇，谁就更有希望在国际舆论场中掌握主动权。在这一历史节点，系统审视中国在智能时代所处的时代方位，深入思考人工智能如何为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提供新的战略支撑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智化浪潮的时代方位

　　过去一年，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科技竞争与社会发展格局。中国在这场由技术变革催生的时代机遇中牢牢占据主动，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就。2025年，我国成为AI专利的最大拥有国，我国研发的开源模型在全球的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位居全球榜首，中国大模型正跑步进入第一梯队。在产业规模方面，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2万亿元，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创新活力与全球影响力。

　　中国以主动作为的姿态积极拥抱这场智能化浪潮，从国家宏观层面开展系统性布局，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并将“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部署。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人工智能+”与科学技术、产业发展、消费提质、民生福祉、治理能力、全球合作等六大重点行动。一系列战略规划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发展与规范应用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清晰的方向指引，使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在基础研究到应用落地的全链条都展现出蓬勃的生机，深刻改变着人们信息获取、交往结构与认知路径等日常维度。

　　数智化重塑国际传播格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数智技术已成为一种贯通上下的“结构性力量”，在国际传播的信息流通、意义建构与权力分配等环节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能够对传播方式、传播主体与传播逻辑进行数字化重构。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并把握智能时代的传播条件，成为全面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话语权的重要课题。

　　一方面，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国际传播信息生产与分发的传播链条。在智能算法与自动化系统的驱动下，信息传播越来越依赖数据分析与算法匹配，以实现对不同受众的精准推送与情境化呈现。由此形成的是一种喷涌式、持续运转的信息流，它无时无刻不在冲刷着全球受众的认知边界，使传播环境呈现出高度动态与非均衡的状态。在这一过程中，受众与信息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播模式也加速从传统的“人找信息”向“信息找人”跃迁。

　　另一方面，受众认知路径正受到算法结构、平台逻辑的潜在重塑。在智能推荐机制的持续作用下，受众接触信息的范围、顺序与频率不再完全由个人意愿或公共议程主导，而是更多嵌入平台设定的底层规则之中。算法通过对点击行为、停留时长和互动反馈的不断学习，塑造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环境，使不同受众所处的传播情境呈现出明显分化。这种以数据反馈为基础的认知引导机制，在提升信息相关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议题感知方式、价值理解路径与意义建构过程，进而对国际传播中意见形成与态度流动的舆论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由此，在智能化条件下，技术能力正在转化为一种新的话语权力，深度参与国际传播格局的竞争。相较于以往依赖于内容规模、传播渠道和制度资源的话语竞争模式，智能化背景下的话语竞争更深地嵌入技术体系与平台结构之中，通过技术结构对信息流向、受众接触和意义生成的长期塑形过程发挥作用。算法规则、数据资源和平台治理能力，逐渐成为影响信息可见性、叙事扩散和议题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而技术能力与制度能力的协同程度，也日益成为塑造国际传播影响力的重要变量。

　　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数智化路径

　　对中国而言，国际传播环境的数字化重塑蕴含着重要机遇。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技术规模和产业协同等方面形成全球领先优势，国际话语权建设获得了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定义”的时代机遇。如何把握这一历史契机，关键在于，如何将智能化浪潮中形成的技术势能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传播能力与话语优势，进而构建与中国发展阶段和国际角色相匹配的国际传播新范式。

　　其一，应以智能技术为支点，系统性夯实国际传播的底层能力结构。应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多语种内容生成、跨文化语义转换、国际舆情分析和传播效果评估等关键环节的深度应用，提升国际传播在信息生产环节的传播规模、效率、效能。同时，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平台化、协同化水平，搭建覆盖全球主要区域的智能化传播网络，使中国故事能够在跨文化语境中实现稳定输出与持续可见。智能传播能力建设需要通过技术研发、内容生产、传播组织和制度保障的协同发展，逐步形成具有韧性的国际传播能力结构，为我国在全球舆论场中赢得更大的主动权提供坚实支撑。

　　其二，应以智能化叙事创新为突破口，提升中国故事在全球范围的可理解性与心理认同感。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应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多模态呈现和交互设计方面的优势，探索更加具象化、情境化和沉浸式的叙事方式，使中国的发展经验、治理实践和社会生活能被有效转译。人机协同的叙事创作应成为重要模式，但要警惕技术主导替代人文思考，并在算法开发源头注意嵌入跨文化敏感性与价值观自觉，确保生成的叙事内容既具技术张力，又不失思想深度与情感温度。通过将智能技术的效率优势与人的价值判断、文化理解和情感洞察相结合，推动中国叙事进一步向“意义共建”转变，从而提升中国话语的亲和力与持续影响力。

　　其三，以智能治理为保障，推动国际传播话语权的可持续提升。在智能化条件下，国际传播话语权的竞争已不仅体现在内容表达与技术应用的实践层面，更延伸至规则制定与治理能力的机制层面。人工智能的运行逻辑、算法规范和平台治理方式，正在成为影响信息可见性、传播秩序与价值取向的重要制度性因素。能否参与并影响智能传播相关规则的制定，本身就是国家综合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表征。因此，加强国际传播话语权建设，必须同步推进智能治理能力的提升。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和技术规则讨论，在算法透明、数据安全、技术伦理以及平台责任等关键议题上提出具有建设性的中国主张，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普惠、可持续的国际传播规则体系。通过在规则层面的发声与行动，增强我国在国际传播治理结构中的能见度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应在国内不断完善智能传播的规范体系和评估机制，加强对算法逻辑和平台运行的引导与约束，确保智能技术始终服务于真实、可信和负责任的国际传播目标，避免技术异化对传播公信力的侵蚀。智能治理不仅是技术发展的“安全阀”，更是国家参与全球传播秩序塑造的重要抓手。

　　总体而言，智能化浪潮不仅变革了国际传播的方式，更重塑了话语权竞争的结构性条件。唯有协同推进传播实践、技术创新与规则建构，方可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优势转化为稳定的传播能力、清晰的价值表达以及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实现从构建“表达优势”到形成“制度性影响”的转变，推动我国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于智能化时代的国际舆论场中赢得更为主动、更为持久的话语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