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树东（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二十年来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开始崛起，无论是在文艺学、美学还是在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领域，生态批评的声音日益响亮，学术积累日渐丰厚，批评实绩不断涌现。与以往的社会学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等外来批评方法相比，中国的生态批评具有深厚的内源性，是中国学者面对生态问题，立足深厚的古典生态智慧基础之上，与欧美生态批评展开充分交流，同时研思学理、淬炼方法、构筑体系垒筑而成的一座学术高塔。可以说，中国生态批评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语）的一种学术潮流。其中，平等尊重、开放包容、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理路更是值得提倡与发扬。

　　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与西方生态思想的互鉴

　　中国生态批评体现了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生态思想之间的勾连、嫁接和互鉴。众所周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是产生于前现代农耕时代的朴素智慧，而西方现代、后现代生态思想则产生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两者的思考重点不一，形态有别。但是，中国的生态批评学者却敏锐地把握住了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打通了前现代与后现代生态思想之间的关联，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批评中国话语。

　　例如，鲁枢元致力于探索打通前现代与后现代生态思想之间的通道。他在《生态文艺学》中强调，应重建农业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乌托邦理想，其建构生态文艺学的初衷是对农耕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活经验的留恋、对中国古典“天人合一”生态智慧的礼敬。他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重新复活了陶渊明的自然哲学、自然浪漫主义，让陶渊明与华兹华斯、梭罗等西方诗人、作家对话，让农耕时代的诗国精神给工业时代带来天人合一的智慧启迪。曾繁仁的生态美学探索之路也坚持中西文明互鉴的基本原则。他在21世纪初期就提出了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融中西生态学说为一体，别立一说。他的《生态美学导论》一书既强调生态美学的西方资源，也提倡生态美学的中国资源。他在阐述家园意识、场所意识等生态美学的基本范畴时，始终强调中西文明的互鉴与互释。在文明互鉴中，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彻底批判不适宜被全盘接受，卡尔松、伯林特、罗尔斯顿、瑟帕玛等西方环境美学家倡导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全美的肯定美学、荒野哲学等在中国很容易蜕变为一种乌托邦，应该予以改造性接受。

　　此外，陈炎等人的《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卢政的《中国古典美学的生态智慧研究》、盖光的《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与构建》、袁鼎生的《整生论美学》等论著，同样坚持对接中国古典生态智慧与西方现代生态伦理，探寻生态批评的新阐释力。例如，在《儒、释、道的生态智慧与艺术诉求》一书中，作者把儒家的生态智慧定位为人伦视野的有机整体论、“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把道家的生态智慧定位为宇宙视野的有机整体论、“非人类中心”的生态伦理观，把佛家的生态智慧定位为关系视野的有机整体论、“生态中心”的生态伦理观。这是中西生态思想文明互鉴的成果。

　　生态批评中国话语核心概念的生成

　　生态批评中国话语的核心概念同样是文明互鉴的产物，例如生态人文主义、生态整体观、生生美学等。

　　生态人文主义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的一个标志性概念，其中烙印着鲜明的文明互鉴思路。众所周知，不少学者把人文主义视为中国古典思想的核心特征，强调其尊重人性与人道、具有强烈的人间性与实用理性品格等，与高蹈出尘、举目天外的宗教狂热，或者放纵欲望、沉溺肉身的世俗化狂热判然有别。生态人文主义强调的是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平衡，它在吸收中国古典人文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借鉴了西方生态保护的现代理念，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谋求精妙的思想平衡。从文明互鉴视野来看，生态人文主义的致思路径既保留了中国古典思想的人文主义特质，又借鉴了现代生态学尊重自然、从生态系统来审视生命的价值哲思，民族话语与世界话语融合于此。

　　生态整体观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的一个核心概念。王诺在《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中阐述生态整体观时，强调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追求的首要价值。他系统梳理了赫拉克利特、普罗提诺、霍布斯、布鲁克纳、布拉德利、泰勒等西方哲学家、科学家对生态整体观的思想贡献。但是，生态整体观之所以能够被中国生态批评学界迅速接受，无疑和中国古典思想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的潜在引导息息相关。刘文良在《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一书中论述了中国古典“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中国古典天人合一思想和现代西方生态伦理都把宇宙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协同进化，肯定其他自然生命的内在价值，尊重自然权利。生态整体观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中曝光度极高的核心概念，其中既有西方生态思想的源流，也蕴含中国生态智慧的共通精神。

　　生生美学是曾繁仁、程相占等学者近年来重点阐述的生态美学发展的新形态，也是文明互鉴的典型。《周易》有言，“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曾繁仁看来，中国本民族的美学就是“生生美学”，是一种迥异于西方古典认识论的美学形态，强调的是“天人相和”的生态之美、“阴阳相生”的生命之美、“日新其德”的含蓄之美。程相占则提出，生生美学已经和现象学生态美学、分析美学生态美学构成“三足鼎立”的国际生态美学理论图景。程相占在构建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时，也与西方生态美学、生态思想展开积极对话。例如，他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杀生”倾向，倡导的“生生本体论”与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遥相呼应；他反思现代工业文明造成的“文弊”则与梭罗重返荒野、在大自然中寻找最后的救赎有着精神的契合；他提出的“生态存在”则立足于现代生态科学、深层生态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他所言的“生态审美”与伯林特、卡尔森等人的西方环境美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然，除了上述论及的文明互鉴理路之外，中国学者在建构生态批评中国话语的过程中也积极探索其他立足现实、融合中西的理论创设与批评实践之路。李文波在《大地诗学：生态文学研究绪论》中试图融合中西生态思想，从而建构一种新时代的前沿诗学。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中以道家的“知雄守雌”思想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进行文明互鉴式阐述，认为其能够有力地消解西方现代性中的二元论倾向，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跨越中西的理论依据。曹瑞娟在《宋代生态诗学》中借鉴西方生态批评理论，发掘宋诗的生态伦理与生态美韵，试图建构古典生态诗学。刘青汉、谢廷秋、雷鸣等学者同样在具体的生态批评实践中展开了文明互鉴，提出了生态人格、祛魅叙事、复魅叙事、动物叙事、生态伦理本土化等批评概念，丰富了生态批评的中国话语。

　　整体来看，文明互鉴是生态批评中国话语构建的重要路径，中国的古典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西方现代生态思想等都被纳入其学术版图中。它们互识互鉴，为应对全球性、地方性生态危机贡献了不同的力量，在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方法、术语中留下了相映成趣的文明印痕。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西方生态思想和生态批评，例如史怀泽、罗尔斯顿、卡尔松、柏林特、瑟帕玛等西方学者的生态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也借鉴了东方生态智慧。可以说，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呼唤着全球性文明互鉴的生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