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龙（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要科学认识扩大内需的基本逻辑，抓住主要矛盾，促进有效投资和扩大消费协调配合，实现储蓄有效转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加力扩大内需的基本逻辑

　　内需即国内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部分构成。二者在经济循环和增长中的作用并不相同。有效扩大内需，需要理解其基本逻辑。

　　其一，科学认识投资与消费的地位和作用。消费需求又称为最终消费，投资需求最终转化为资本形成。除了出口，一国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要么用于最终消费，要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虽然二者都属于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体现在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中，但这只具有统计核算意义，二者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同。投资决定消费、消费影响投资，二者密切关联、相互促进。投资及其资本形成，是经济循环的主要动力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创新和技术进步最终依赖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消费不构成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但影响经济循环的质量。投资决定了未来的发展、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形成消费的物质基础和收入基础。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

　　其二，合理看待消费占比（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增速。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仅从居民消费占比，简单进行国际比较，存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反映我国的真实消费水平。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被低估，主要由于虚拟租金、实物消费和服务类消费统计遗漏及差异、价格等因素造成；另一方面，总消费水平被低估。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在统计时被计入投资，但具有公共消费的属性，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实际上构成总消费的一部分，起到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减少居民支出的效应。因此，比较窄口径的居民消费占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消费增速更能反映消费水平的提升。观察长期国别数据发现，消费占比与消费增速及GDP增速之间均存在强负相关性，即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速反而越慢，进而生活水平提升也随之放缓。其底层逻辑在于，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决定于资本积累，而消费与投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其三，通过有效投资，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反映。如果仅从消费本身着手，政策效果有限，无法真正解决消费问题。一次性补贴或“发钱”“发券”，虽能短期促进部分商品销售、暂时产生消费，但改变不了长期的居民消费行为及其消费函数和常量参数，无法形成持续总量扩张，带动不了长期循环和增长。扩大消费，应着眼于提升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和消费环境，形成“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提升”“收入分配优化—社保制度完善—消费预期改善和能力提升”的逻辑链条。在既定消费倾向和合意消费水平下，只有通过有效投资，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才能增加就业空间，提升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加力扩大内需应把握好三个着力点

　　在方向上，坚持以有效投资促进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从现实来看，总需求不足、增长不充分是导致当前经济困难挑战的主要原因，其根源不在于消费占比过低，而在于有效投资相对不足、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不顺畅。总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不足是导致“K型”经济分化，以及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温差”的主要因素。为此，需要扩大有效投资，补足投资短板，以政府投资作为调节器，优化投资比例关系，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形成。

　　在力度上，确定宏观政策合理的力度。足额的有效投资是“储蓄—投资（资本形成）—消费”良性循环的关键点。若投资量级不够，则无法顺畅转化。无论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促进产业发展，我国都有广阔的投资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投资量，以及广义财政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政策力度，做好短期和中长期投融资规划。综合判断，如能实现使每年广义财政支持的基建投资规模保持在一定规模的增速，则会大大缓解甚至解决需求不足、就业压力、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

　　在速度上，依据预期管理和行为主体特征，加快政策落地速度。如果需求不足、增长不充分这一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其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大，将给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困难和阻力。从政策本身而言，其效果通常与从酝酿到落地的时间成正比。只有依据经济形势变化，快速采取相应措施，做好组织实施和部门配合，形成落地闭环，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以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动态循环，系统性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要摒弃“单纯投资拉动或消费拉动”的观点，树立系统观念，将有效投资与扩大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消费场景、形态和需求边界。

　　其一，以住房、汽车、家电家居等大件消费为重点，加强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和配合，稳定并逐步扩大消费基本盘。一是统筹城市更新力度，稳住房地产投资，形成多元化的供给方式，推进多层次租赁住房和保障住房供应体系建设，优化“好房子”建设标准，支持AI赋能，做好智慧配套建设，释放不同层次的住房消费需求及相应的家电家居消费需求，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二是引导产业投资，通过提升新能源汽车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增加续航能力和电池安全性能，满足不同群体的汽车消费需要。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相关配套设施，消除汽车消费堵点。

　　其二，分类施策，优化结构，以有效供给扩大消费的场景、形态和需求边界，形成消费增量。一是将广义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结合，增加新科技投入，以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催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产生消费扩大的倍增效应。广义基础设施投资要围绕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等，适度超前、加码发力、提速扩量。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都是孕育未来消费新形态的基础。通过政府引导、市场竞争，催生消费新形态新热点。二是将传统基础设施硬件的改造，与通信、电力、算力、人工智能的提质相结合，推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形成高质量的市场网络，扩展消费空间。三是立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做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增加中央投资和政府债务占比，动态地降低地方占比。四是弥补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增加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等领域投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其三，投资与分配相结合，大力实施广义的社会分配措施，从根本上消除消费不足的底层诱因。一是在“量”和项目规划上做文章，加大以工代赈力度，扩大劳动用工规模，发挥基础设施投资在广义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实现扩内需、强基础、增就业和惠民生有机结合。二是将国有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相结合，优化国有资本和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方式。动态优化财政收支体系，使价值创造、收益分配与收入汲取形式更加匹配，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向社会保障倾斜，将更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三是促进资本公平有序竞争，形成不同所有制主体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