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935年10月，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指出，“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体现在多个方面，善于把握历史主动是其中之一。历史主动是指一个政党或国家在尊重历史规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基础上展现出来的洞察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气质和实践品格。红军长征过程中，战略方向选择、战略目标确立、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和掌握军事斗争的指挥权，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向度和方法。

　　战略方向选择的历史主动。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腹地，意味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红军战略方向选择的过程，是把握历史主动的过程。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当局已判断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在沿途布下重兵，企图围歼红军。如果不改变原定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原定北上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为实现战略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9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由此，长征的前进方向由笼统的“北上”具体化为“到陕北去”。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把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这标志着“到陕北去”从方向性意向上升为党中央的正式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奠定了红军长征胜利的基础。

　　战略方向的精准选择，解决了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使长征实现了从战略被动到战略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自觉。

　　战略目标确立的历史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将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结合起来，体现了确立战略目标的历史主动。

　　1931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再次发表宣言，进一步强调依靠全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前，中国共产党已于1934年7月将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并在出发前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明确提出五项抗日主张。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之所以主张红军继续北上，旨在于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推进全国抗日的民主运动。党中央通过两河口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明确将北上抗日确立为长征的战略方针。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肩负的抗日救亡使命。

　　战略目标的确立，解决了红军“干什么”的问题，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结合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确立战略目标的历史主动。

　　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长征出发前和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照搬共产国际指示，不能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长征途中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束缚，实现了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的转变。

　　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创造了客观条件。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的转折点。从此，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长征途中遇到的问题，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政策，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破除教条主义束缚、回归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为把握历史主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掌握军事斗争的指挥权。红军长征的过程，是争夺军事指挥权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掌握军事斗争的指挥权，实现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内在要求。

　　遵义会议前，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实际掌握在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手中。遵义会议决定取消长征前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恢复中革军委集中统一领导，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为“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同时明确“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苟坝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全权负责指挥军事。新“三人团”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代表党中央领导军事工作。在其指挥下，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独立自主指挥红军作战，创造性运用灵活战略战术，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体现。

　　从红军长征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实践可以看出，把握历史主动要认清历史发展规律、顺应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发展机遇，并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如此，才能推动历史发展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