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张誉馨
4月26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一带一路”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经呈现出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和多边合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强调了加强“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的重要性，并四次提到“民生”一词，强调“一带一路”应改善民生，更好惠及人民。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当地政策实现对接，是“一带一路”适应他国国情，真正走进沿线国家的重要措施。
了解沿线国历史，以“一国一策”联通民心
国家间是否能够实现成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对彼此文化与历史的理解水平。“一带一路”在宏观规划层面已积累了经验、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在未来绘制好“工笔画”的过程中，需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具体方案，落实“一国一策”。此处的“策”不仅包括政治与经济政策，对外宣传与文化交流策略也同等重要。要完成这一任务，就要突破地区层面，继续深入了解各个具体国家的历史独特性。例如，欧亚经济联盟各国的优势与短板不尽相同；越南、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认识，与我国民众的认识有较大差异；拉丁美洲各国国情及地缘政治关系也十分复杂。由此，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对沿线国家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的成立说明了我国更加重视历史研究及其对政策制定的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所说，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了解沿线国历史是实现“一带一路”软联通的基础，是进一步推进“硬联通”的软实力保障。当然，必须明确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国家多，情况复杂，未来对沿线国家历史的研究与了解势必任重道远。
明确沿线国需求，以“共商共建”促进合作
国际交往与人际交往有相似之处，需“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只有切实站在对方角度、考虑对方感受与需求的方案，才可能被接受。过去几年，各国学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2020年议程》，埃及“经济振兴计划”、韩国“两新”政策等发展计划的对接可能性进行了全方位研究。以欧亚经济联盟为例，俄罗斯希望扩大本国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准入，增加非原料商品的出口份额，借此改善俄罗斯经济结构；亚美尼亚期望在对接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发展本国能源、运输和工业基础设施，建立通向伊朗和格鲁吉亚的对外贸易和物流线路；白俄罗斯希望吸引中国资本参与国内工业生产项目；哈萨克斯坦期望在“一带一盟”中推进“光明之路”计划建设；吉尔吉斯斯坦则希望借“一带一路”成为地区物流中心。各国的优势与需求不尽相同，在项目的开展与建设中应把握两个大原则。首先，中国企业应尽量选择那些与沿线国家历史文化不冲突的、能够改善民生的项目，沿着“开展民生合作，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新贡献”的发展导向推进工作；其次，在项目投资或实施前的可行性研究中，应与对方进行反复、深入的沟通，对其需求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尤其是在历史与文化因素敏感、资金需求量大、施工期限长，技术难度高以及投资回报慢的基础设施领域投资，需要寻找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能够稳定开展的合作模式。当然，互利共赢的实现需要双方的磨合，但明确对方的需求是建立成功合作模式的基础。
汇集沿线国智慧，以“互学互鉴”推动进步
“一带一路”的实施涉及政治、经济、安全、文化与宗教等诸多领域，“中国智慧”需要在前进的过程中兼收并蓄“他国智慧”，各国应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各施所长，各尽所能，聚沙成塔，积水成渊”，发挥各方的优势和潜能。而本届峰会“智库交流”分论坛的设立也体现了“集思广益”的原则。首先，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机构、企业与学者需要加强与沿线国家对应行业的沟通，学者尤其要与各国学界紧密联系，及时掌握动态与政策导向。例如，近一年以来，东盟国家建立了大量与“一带一路”相关的研究中心，对其与中国合作、中国投资领域及投资政策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应该对东盟国家研究的方向与结论及时跟进了解。其次，了解沿线国家民族的“智慧”即是了解其思维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发个体化的对外宣传方法，尽力消除伙伴国对中国“一带一路”的疑虑，尽量减少一些区域大国对“一带一路”的竞争心理，并让沿线国家看到他们的直接受益。最后，“互学互鉴”在“一带一路”的多边合作框架下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由第三国向伙伴国介绍成功经验的方法尤为重要。例如，白俄罗斯总理科比亚科夫曾在会见拉脱维亚总理库钦斯基斯时介绍中白“巨石”工业园区，库钦斯基斯认为中白工业园区的合作模式对拉脱维亚企业有吸引力并进行了实地参观。由此，若能使伙伴国看到中国与别国成功合作的具体实践案例，更利于巩固双边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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