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韩星

　　当今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概念。全球化使得多元文明接触、联系不断增强，多元文明如何相处？是对话还是冲突、是合作还是对抗？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重大问题。习近平主席指出，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近代以来的西方文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以西方世界为主导的20世纪前半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灾难。二战以后虽然再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但几乎每天都有规模大小不同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和平发展，仍然是人类的渴望和理想。进入21世纪，全球化步伐加快，多元文明日益接近，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一些西方学者有着很深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亨廷顿早在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3期上发表文明的冲突？》，提出“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亨廷顿试图通过解释文明间的冲突这一事实，告诫西方不要试图用西方文明去改造非西方文明。他赞同的是文明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但是有些人说亨廷顿认为不同文明之间必定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定需要通过斗争消灭其他文明才能实现世界和平，毫无疑问，这是实实在在的误读和曲解。

　　多元文明和谐相处的基本前提是不同文明间展开和平对话。没有对话的全球化进程会增大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的可能性；没有对话的多元性可能会造成误解、形成排他、产生冲突。其实，这种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的对话，从古代就已经开始。世界上最早的巴比伦史诗《吉尔迦美什》便继承了苏美尔、卡尔德的文学遗产，而其中关于洪水的细节，后又被犹太人改编收入《圣经》，并成为《旧约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国古代文化同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对话交流，形成儒教文明圈。罗素也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人类不同文明通过对话，和平交流，公平竞争，可以避免不信任、不理解、仇视，乃至暴力斗争。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各种产物，诸如东亚、南亚地区的印度教、回教，还有耆那教；中国的儒家、道家，还有大乘佛教；中东地区的犹太教，西方的基督教；等等，都应该进行广泛的对话。西方文化与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之间，通过对话，完全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明冲突”，也不能否定文明对话是全球文明发展的主要趋势。同时，从另一角度言之，也因为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就更有必要进行文明对话。文明之间的对话历来是人类文明创造和谐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全球文明发展的重要机制。而当今世界的文明对话，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超过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之中，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秩序出现深刻变化。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要体现中华文明的价值理念。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特质，引起了各民族的认同。中华文明能够以和为贵，强调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以忠恕之道为基本理念，能够海纳百川、不择细流、兼容并包，与其他文明交流融汇。中国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要求，被称为“黄金法则”，成为全球伦理的普世原则，即是体现在各宗教和“非宗教传统”中的全球伦理标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儒家的恕道，是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如果再加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就构成了完整的忠恕之道。以忠恕之道为价值指导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借鉴和融合是文明多样性及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促进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增进人类福祉，为人类社会的和平安宁，并最终走向世界大同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