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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智慧、民法典、社会治理、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王学典:进退有据的中国智慧】
山东大学高等儒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王学典表示,“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是中国古代许多治平之世的原则,实际也是对中国智慧的一种概括。儒、道两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进取和内敛的两种取向,相互补充,在面对不同的社会情境时提供了灵活的应对之道。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并存,进取和内敛精神的结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基因,形成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变通智慧和强大生命力,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拥有的一种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机制。面对此次疫情,我们不仅要有担当、讲仁义,同时也要有反思、讲静气,“以柔蕴刚,以刚蓄柔,刚柔并济,不折不崩”,抱有“韧”的精神,相信中国人民不仅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而且会继续取得伟大的成就。
摘编自《光明日报》
【张涛:民法典的制定标志着私权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在日趋完善】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张涛指出,民商事法律制度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民法典的制定,生动诠释了市场经济逻辑下的中国私权治理体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的“两步走”。其一,私权治理体系从初立到雏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腾飞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丰硕成果的取得,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其二,私权治理体系的进一步整合与完善。通过发展既有法律规范,整合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进而融合构建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是实现我国私权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完善的最关键一步。可以预见,民法典的正式颁布实施,将标志着中国私权治理体系发展“两步走”的实现。这不仅是依法治国战略全面推进的必由之路,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关键动作,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天津日报》
【孙叶青:以科技助力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孙叶青认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科学把握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及时回应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这对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提出较高要求。大数据具有很强的关联分析和预测功能,可以充分挖掘纷繁复杂的数据背后蕴藏的客观规律,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社会运行态势,从而实现更全面的互联互通、更深入的社会感知、更准确的信息反馈和舆情应对,为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提供科技支撑。比如,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实现海量数据的快速收集和挖掘、及时研判和共享,为社会治理主体准确预判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参考,从而更加有效地制定针对不同人群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根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和利益诉求提供精准服务,达到精细化推进社会治理的目的。
摘编自《人民日报》
【邵帅、徐乐:长三角地区绿色转型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邵帅、徐乐指出,相较于珠三角地区的省内治理而言,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行政范围面临着较大的一体化发展阻力。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长三角区域分割,形成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区间的发展利益诉求难以协调,而这种行政壁垒将导致长三角地区的环境保护与绿色转型发展面临三方面的严峻挑战。一是跨区域行政格局引致的市场分割,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制约长三角高质量发展与绿色转型。这不仅阻碍了地区间要素流动,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还阻碍了污染排放权交易、碳排放交易等市场化工具对长三角地区企业节能减排激励效应的发挥,严重制约了长三角绿色转型发展。二是跨区域行政格局下地方政府分区而治,长三角环境治理主要依赖当地政府主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或将出现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环境治理模式,其甚至会导致低效以及失效情况发生,也无法满足长三角地区环境治理的长期需求。三是跨区域行政格局下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束缚长三角环境治理一体化推进。长期以来,长三角各地区在环境承载能力、开发密度和产业布局等方面不尽相同,各地区在环境保护标准、重视程度和规制强度等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摘编自《经济日报》
【刘守英、龙婷玉:构建城乡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的五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龙婷玉认为,一个国家城乡问题的根源在方式,而不在于比例。所以采取不同的工业化、城市化方式,城乡转型的结果和行为就不一样,这是问题的本质。构建城乡融合的新政治经济学,需要认真思考五个问题。一是重新认识结构现代化。原来的结构现代化有两极,一极就是“乡土中国”,一极就是“城市中国”,这两极不能有机融合。二是重新认识结构变迁的方式与结构变迁的结果。不能单纯地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一定要研究变迁方式的选择。三是重新认识工业化。我们要正确理解工业化,中国现在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推进中国的农业产业革命,这是比我们理解工业化更难的一件事,而且要注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四是“城乡中国”如何走向城乡融合,关键在于“通”“融”和“合”。城乡格局的新阶段先是拆墙,拆除桎梏性的政策;“通”了以后城乡才能“融”。“融”就是生产要素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这个生产要素的流动,到最后才是“合”。“合”的结果就是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两个空间各司其职,城市起到城市的作用,乡村起到乡村的作用。最后,要实现城乡融合,核心就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的核心在于城市一定要向乡村开放。农二代已经不把自己当做农民了,未来的农三代天然地就不知道他是农村人。
摘编自《北京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