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文化、社会治理、劳动法与民法、马克思主义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周叶中：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不断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丰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更好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创新。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广泛凝聚各方共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同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要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加以总结提炼，为构建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提供养分。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的进展和成效真实展现在人民面前，用鲜活生动的事实、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制度故事、展现制度优势，让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深入人心。

　　摘编自《人民日报》

　　【陈胜前：文化——生态交错带的适应策略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指出，20世纪末，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在论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时提到，中国存在面向内陆与面向海洋两大板块。此后，学界更多在微观上深入，而很少研究讨论中国史前文化的宏观格局问题。生态交错带也是文化的交错带，是文化交流碰撞的地区。从理论上思考文化—生态交错带，首先要解决适应策略选择的问题。这是一个文化适应风险较高的地带，资源多样的同时又变化不定。风险缓冲策略之一就是社会网络，由此我们不能孤立地考虑这个交错地带，而要把它与草原、森林两个地带的总体变化结合起来。在生态交错带地区，温带森林地区通常较之草原地带的环境更稳定，因此会有更多东南向的交流。历史时期的情况确实如此，游牧与农耕群体形成共生关系，不过游牧群体更多地依赖与农耕群体的交换。与之相应，有效策略之二就是加强流动性，这意味着人们更经常地迁居，在更大范围内寻找食物资源，而且对于获取资源的不确定性要有所准备，比如说采用更合用的工具，这个策略尤其适用于处在狩猎采集阶段的人群。对于已经进入农耕阶段的人群来说，相对应的策略是分散风险，比如种植尽可能多样的植物，饲养尽可能多样的动物。这样，遇到灾年也不至于颗粒无收。

　　摘编自《光明日报》

　　【龙海波、王伟进：加快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龙海波、王伟进表示，尽管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但要看到，技术介入治理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与治理困境。比如，基于信息技术的社会高度互联为个体提供了不在场行动可能，原有的属地治理方式不再有效；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责任认定等制度规范仍不健全，由此可能衍生新的治理风险；等等。对此，要客观理性看待数字技术参与社会治理的利弊，坚持“三个并重”，在有效防范技术风险的前提下加快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一是坚持技术应用与制度保障并重。数字技术参与治理是一把双刃剑，惟有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社会治理方式。二是坚持政府监管与平台自律并重。政府通过开放数据强化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通过加强监管维护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祉，最终实现共建共治。三是坚持社会智治与民主协商并重。身处“万物皆数”的社会，通过运用数字技术融通信息、建构智慧大脑提升社会智治水平，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摘编自《经济日报》

　　【李满奎：劳动法与民法关系的传统论争】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满奎表示，劳动法与民法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劳动法学界讨论的热点。主流的观点认为劳动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独特的调整对象、特定的主体、独立的内容体系和独特的调整原则，与民法的区别泾渭分明。这一观点也得到官方有关法律部门分类的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以劳动法为主干的社会法作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与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并列。这一观点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劳动争议处理不适用一般的民法规则，在很多裁判者看来是一个无需多言的常识。不过这一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质疑。劳动法的调整对象虽然具有特殊性，但从法律地位上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仍然是平等的主体，并未跳出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的范畴。在劳动争议处理上，虽然有劳动争议仲裁前置程序，但是仍然要适用统一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因此，即使主张劳动法是独立法律部门的学者，也认可劳动合同法与合同法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认为在特别法未规定的情况下，“在不违背特别法的立法目的和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可适用一般法的规定”。劳动法学界近年来出现的劳动法是特别私法的观点，正在成为民法与劳动法关系上较为流行的观点。

　　摘编自《检查日报》

　　【林雅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资源】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林雅华指出，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为了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命运，几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试图借助不同的政治文化资源，探寻中华民族自由解放之路。为什么最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来，并成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论资源？这不仅是因为政党动员模式，能够满足辛亥革命后改造社会的现实需求，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一套新的理论。一方面，它所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满足了中国近代以来富国强兵的梦想；另一方面，它在价值体系中贯穿的让普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的救世情怀，充满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遥相呼应，为亿万民众提供了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物质与技术的发展，更需要思想与文化的再造，需要价值体系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

　　摘编自《陕西日报》

　　（光明网记者 李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