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西传与欧洲近代哲学形成的贡献

　　当中国哲学被传教士翻译并介绍到欧洲去之后，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西方近代哲学的形成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莱布尼兹的《论中国哲学》、马勒伯朗士的《一个中国哲学家与一个基督教哲学家的对话》、沃尔夫的《关于中国人道德哲学的演讲》、伏尔泰的《论孔子》、魁奈的《论中国的专制主义》等著作，都是当时著名欧洲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所做出的积极回应。

　　伏尔泰认为：第一个哲学家不是任何一个希腊人，而是中国的孔夫子。这种观点在今日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头脑中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如今的西方学者也没有忘却这段史实，如，由英、美两国学者编写的《剑桥17世纪哲学史》一书，开宗明义在其《序言》中就把近代欧洲哲学产生的外来思想资源归结为两点：其一是希腊哲学的发现，其二是中国哲学的传入。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写的那样：“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

　　我们还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中国哲学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实体”或“本体”与无神论

　　希腊哲学提出了“实体”概念，“实体”或“本体”就是宇宙的本质存在和本源存在，故形成了希腊哲学的本体论传统。但中世纪欧洲人不知希腊哲学为何物，由于十字军东征，希腊哲学才被发现。13世纪欧洲出现了理性神学，即经院哲学，所谓“经院哲学”，实际上只是神学的婢女——神才是最高、最后的本体。到了17世纪，欧洲终于诞生了希腊式的理性主义哲学，笛卡尔被公认为是其创始人。与笛卡尔齐名的还有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此三人并称为“欧洲哲学之父”。三个人有着共同的学脉联系，可统称为“笛卡尔学派”。

　　许多人不知，笛卡尔学派的三大创始人都与中国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笛卡尔与斯宾诺莎有着相同的学术师承，那就是耶稣会士；而莱布尼茨自始至终与在华的耶稣会士保持着通信联系。笛卡尔从8岁到16岁在耶稣会学校中接受了8年教育，这影响了他的一生，致使“他的著作泛发着一股从柏拉图到当时的任何哲学名家的作品中全找不到的清新气质”。斯宾诺莎的哲学，被德国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说成是一种异于欧洲传统的“外来种”，是“东方的余风流韵”，康德甚至直指斯宾诺莎的哲学来自于中国的道家哲学。至于莱布尼茨，他毕生都推崇中国哲学，而且益于言表。

　　——德国哲学与黑格尔

　　在欧洲，德国民族是哲学的民族，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康德是十八世纪的人，为什么到十八世纪德国才有所谓的“古典哲学”？照理说，17世纪的莱布尼茨才是德国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实际上，康德是莱布尼茨、沃尔夫的徒孙子，是“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的嫡系传人，而且“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又是在德国倡导中国哲学的重镇，因此，康德哲学也有着深厚的中国因素影响的背景，所以后来尼采就把康德说成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至于后来者黑格尔，尽管他对孔子和中国哲学说了许多贬低的话，但他为了解中国文化下了很大功夫。如，他在写《历史哲学》时几乎读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的文字材料和译成西文的各种中国经籍。除此之外，黑格尔对前人的中国文化观也是熟悉的，他确实也说过一些中国的好话。如黑格尔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他认为在中国实际上不存在着贵族阶层，除皇室以外，人人平等；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值得欧洲人学习，“只有那些机敏的人才能参政。要职都由最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担任，因此中国常常被称为理想的国家，甚至于被当作我们应当效法的样板。”他注意到科学和文化在中国受到重视，“如果我们谈到中国的科学，那么我们迎面碰到的便是关于它教育先进、历史悠久的显赫名声。假如我们深入一步，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科学极受尊重，确切地说，公开受到政府发起的高度评价和促进。”

　　中国哲学的“道”或“太极”，在黑格尔那里叫做“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中国哲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在黑格尔那里就叫“正反合”或“对立统一”或“否定之否定”。在西方哲学家中，再也没有哪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像黑格尔那样与中国哲学这样接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到了这点，朱谦之先生甚至认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就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大学》的翻版。当然，黑格尔杰出的独创性成就也是不容否定的。

　　众所周知，德国古典哲学，尤其黑格尔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来源。

　　始于四百年前的中学西传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的回应，成为欧洲近代哲学发生重大转向的外部动力，其显著成果便是在哲学领域用“理上帝”取代了“神上帝”。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界所需要的是一个理想化的中国，而当时的中国并非像他们描述的那样理想，相比正在崛起的欧洲，中国国势已呈日趋下降之势。第二，启蒙主义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吸收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入欧洲后在很大程度上被欧洲化、本土化了，以致在今天看来，即使一些典型的中国文化要素，也被抹上了一缕明显的异域色彩。欧洲思想家一方面运用来自希腊和中国的“理性”与无神论哲学作为反封建、反教会的锐利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哲学“原则”融入欧洲哲学范畴、纳入了西方的思维形式之中，中国元素被深深埋藏在西方语境的深处。

　　（本文为作者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基督教爱国代表人士研修班所授课程《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讲义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