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毕海东

　　新冠肺炎疫情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都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新冠肺炎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扩散到全球，跟它的传播方式有很大关系。研究表明，新冠肺炎主要通过患者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从鼻或口喷出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同时，这些飞沫会掉落在患者周围的物体和表面上，如桌子、门把手和扶手。人们触摸这些物体后再触摸自己的眼、鼻或口，也有可能被感染。从中可以看出，新冠肺炎具有致病性强、感染率高和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这也就决定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难度之大。当然，人类在与传染病作斗争的漫长历史中，也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其中最为简单也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传染源头，实行居家隔离，从而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不过，在疫病传播的过程中，能及时准确地控制传染源头并不容易，因而，实行隔离就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隔离要贯穿疫情防控的全过程。

　　在全球化时代开启之前，有效甚至严格的隔离在疫情防控过程中相对来说较为容易实现，因为当时的经济活动对流动性的要求相对较低。在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经济活动对要素的自由流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人的自由流动尤为重要。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就有了不同于之前时代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在疫情防控的同时要兼顾经济发展，降低因疫情防控而提出的隔离要求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二是使用不同于全球化之前时代的防控思维，明确全球化时代的疫情防控形式上需要隔离，本质上却要加强联通。具体来说，在疫情防控方面，要坚持联防联控；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做到互联互通。只有这样，疫情防控才能在取得实效的同时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

　　一、在疫情防控方面坚持联防联控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联防联控”一词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联防联控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前，联防联控就已经被运用到城市治理、环境整治、河道管理、森林防火以及与疫情有关的动植物疫病、人类流感防治等众多领域中。在国家治理层面上，联防联控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尤其能发挥其显著优势。从概念上说，突发事件的联防联控是指通过动员政治与社会，以集中力量来协调满足在突发事件预防、准备、响应以及恢复过程中的各类需要。从机理上说，突发事件打破了社会正常运行的规律，常态社会转换成非常态社会。因而，维系常态社会运作的常规科层制无法满足应对突发事件的紧迫性需求。这个时候联防联控通过叫停常规科层制，并对科层体系进行重组和整合，重新分配整个科层体系的注意力，从而打破了科层制原有的等级结构、部门分工和规范程序，形成统一政策，提高了科层体系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因而，联防联控可以被认为是在非常时期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这一点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疫情发生以后，中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联防联控机制，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行快速动员，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救护、科研攻关、后勤保障、外事宣传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比其他国家较早地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这是中国应急管理制度的特色体现，也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在。

　　在全球治理层面，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联防联控无法像在国家治理层面那样打破常规科层制的限制，从而实现对整个科层体系的强制动员和激发。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防联控在全球治理层面就不能有所作为，正如国家被划分为无数个社区一样，世界也被划分为无数个国家，最终完成对国家地位认可的正是主权规范。所以，联防联控要在全球治理层面发挥作用，就需要超越主权规范的限制。这就回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源头，即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状态，在国际社会的常态运转条件下，各国尚且无法各自为政、独善其身，因而全球性的合作与治理显得尤为重要。那么，面对新冠肺炎以超出现有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速度在全世界快速传播，各国到底要在多大程度上拓展超越国界的治理？对此，有不少人抱有悲观的态度，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使全球化发生逆转。实际上，全球化是否逆转还取决于各国精英的态度和行动。本文认为，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是治理变革的窗口期，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提供了加强国际联防联控的动力，因此也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的契机。

　　在关于国际联防联控的具体措施方面，各国首先应该加强信息共享，利用大数据和信息网建设，互相通报疫情防控信息、交流诊疗方案和救治经验。其次应该加强资源共享，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呼吸机、检测试剂盒、红外线测温仪等医疗物资方面互通有无，特别要加强对公共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物资、技术和人力支持。再次应该加强合作共享。在有效药物和疫苗研发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避免重复试验，以减少时间和资源成本。最后应加强边境口岸的防控和检疫，探索建立健康通行卡或健康码互认机制，促进人员的便利化流动。当然，上述措施并不能涵盖疫情防控的所有方面，但却是疫情防控的基本要求，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通过和修订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中提出的应对措施和理念。

　　但即使是这些看起来不难做到的基本要求，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也很难满足。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初期，不少国家采取了“自扫门前雪”的做法，甚至出现了争抢防疫物资的情况，更不用说美国对中国“囤积”和“限制”防疫物资出口的指责。这可以被理解为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国家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但这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国家在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仍无法达成有效合作？正常来说，在非传统安全这样的低政治领域不应该存在太多的合作障碍。树立起联防联控的思维、超越对主权的狭隘认知、回归国家间的常态合作、不去刻意隐瞒疫情防控的信息、不去垄断疫情防控的研发成果，也不把自己封闭成与世隔绝的孤岛才是各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当前，现实的做法应该是先在区域治理层面建立联防联控的中心和机制、统筹协调该区域的疫情防控，等成熟以后再将联防联控拓展到全世界。而且，这种联防联控机制在疫情结束以后还可以转化为国家间合作的机制。不过，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联防联控还是一种理想状态，各国应该为此而奋斗。只有这样，当下一次公共安全危机到来时，人类社会才能够从容不迫地加以应对。

　　二、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到互联互通

　　如同联防联控一样，“互联互通”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交通运输、数据信息、产业对接、城市发展等领域都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在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互联互通作为统领“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词已经为更多的人所熟知。与此同时，人们对互联互通的理解也提升了一个高度。这是因为在“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五通”中，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皆符合人们对互联互通的传统理解，即具象层面的理解。而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明显属于抽象层次的联通，也丰富了人们对互联互通的认知。但无论是具象的理解还是抽象的认知，互联互通的精神内涵都可以从《周易•系辞传下》中的一句古语得到解答，那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实，前述联防联控的概念也包含互联互通的内涵，或者说联防联控与互联互通只是适用领域不同，本质上是相通的，都体现出一种从整体而非局部、联通而非隔离的视角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

　　互联互通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疫情发生初期，中国政府做出了关闭离汉离鄂通道的决定，居民需要在家隔离。即便如此，病毒的传播速度还是远远超过了医疗资源的供给速度。在中央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统筹安排下，从地方和军队调集的国家医疗队和医疗物资驰援武汉，保障居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物资也从各地源源不断地供给武汉。所以，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城市和居民确实处于隔离状态，但为隔离提供保障的人员和物资使得这种隔离仅仅是形式上的，被隔离的城市和居民因为互联互通在本质上依然与外界保持着交流。

　　当然，互联互通在促进受疫情影响的经济恢复发展方面更能发挥显著的作用。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各国经济基本上都按下了“暂停键”，但“暂停”只是暂时的，在疫情形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各国还是要专注于经济的恢复发展。在经济常态化运行的条件下，互联互通就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在疫情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各国更需要加强互联互通、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疫情防控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只有在疫情防控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恢复经济发展。否则，盲目重启经济只会让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都受到影响，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这方面，中国同样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中国先是通过联防联控遏制住了疫情的快速蔓延，随后按照互联互通的原则，打通“堵点”、连接“断点”，推动经济重回正轨。中国采取的措施包括协调跨区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安排专车、专列、专机接外地员工返岗复工、派遣招工队伍前往疫情低风险地区定向招聘、实行人员车辆互认通行机制、解决跨界人员和车辆道口通行的瓶颈问题等。从效果来看，随着一系列纾困惠企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中国经济发展稳定转好，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

　　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都受到影响。新冠肺炎疫情最开始在中国扩散的时候，中国企业停工停产，由于缺乏在中国生产的零部件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停摆”，全球价值链的供给侧和生产端都受到影响。但是，当疫情在中国得到遏制却在欧美国家蔓延时，中国企业复工复产后出口订单急剧萎缩。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造成的消极影响相叠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对医疗物资过度依赖，使中国及其他国家对供应的担忧明显上升，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在国家安全考虑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将直接促使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一定程度上的重组。当然，美国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发生之前就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以解决其制造业空洞化的问题，同时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以阻止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的地位提升。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本身就是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而疫情的发生更为其提供了可以要求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迁回美国的借口，这无疑会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

　　当前，由于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各国都面临国内疫情防控的任务而无暇他顾。率先在抗疫斗争中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中国也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即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表达了一种内向化的发展思路。但无论如何，以互联互通的思维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稳定与畅通，是各国在疫情防控的同时应努力兼顾的目标。换言之，正如在国家治理层面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在全球治理层面各国也应该统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以中欧班列为例，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全球物流不畅，贸易出现萎缩。但中欧班列保持了常态化稳定运行，通过运送国际合作抗疫物资，促进了中欧及沿线国家的抗疫合作，同时也推动了货物和服务的跨境流动和企业复工复产，降低了疫情对中欧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关系的冲击和影响，很好地发挥了国际运输新动脉的作用。这就是中国以互联互通的思维统筹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典型例证。

　　三、结语

　　面对疫情，人类社会迅速行动起来，无论是从个人到社区、从地区到国家、还是从世界卫生组织到联合国，多元主体都投入到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在这中间，一些国家的疫情防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另一些国家的疫情防控却不尽如人意。总体来说，世界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快速蔓延中，确诊病例数和死亡病例数都居高不下，短期内还没有下降的趋势。严峻的疫情形势背后反映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困境，同时也提出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的新要求。未来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变革应该以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为方向，以做好联防联控与互联互通为路径，从而帮助人类社会早日战胜疫情，恢复正常发展。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