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国“一盘棋”，启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攻克了许多区域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难题，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层次和水平迈进。对此，光明网邀请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副院长薄文广，针对目前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和市场的地位及作用进行系统阐述，为进一步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薄文广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思路先后经历了四次明显的调整，即公平优先内地重点的均衡发展、效率优先东部重点的非均衡发展、减缓区际之间发展差距的协调发展以及统筹协调的区域高质量发展。

　　作为区域发展的支撑载体，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带一路”倡议等顺利推进，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空间。作为区域发展的创新模式，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建设、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可以说是加快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强保障。当前，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还存在着区际发展分化明显、区际利益协调机制滞后、区域碎片化改革突出、非政府力量发挥不足等短板。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在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基础上，还要更好地发挥有为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与引导作用。因此，未来要实现高质量区域协调发展，需根据中国经济及区域发展变化，做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精准平衡。

　　我国中央政府具有统一高效的管理体系以及举全国之力统筹协调资源的能力，因此中央政府应重点构建良好高效的相关基层制度体系，并在充分鼓励中国地方政府及地区间良性竞争的基础上，在权力和责任方面，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相匹配的分工协作关系。如完善传统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足，在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绩效评价、监督和考核机制的基础上，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并降低有着细致、明确目的和繁琐规定的专项转移支付比重，使得多头管理的分散转移支付资金能够统一和集中起来，把安排使用权交给实际使用资金的地方政府。

　　而对于发展较好地区的支持，也并非仅是对相关省份具体项目和资金的扶持，应该把重点放到地方政府无力解决且能影响全国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度短板上。如便捷高效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科教文卫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等，同时还应营造能鼓励地方政府大胆想、创新做的环境，建立包括利益表达、利益分配以及利益保障机制等在内的区际利益协调机制，高质量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各级地方政府也不该仅是充当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角色，而应该嵌入或融入到区域经济发展中。因此，地方政府创新发展不能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的被动“照顾”，而应本着发挥基层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作用，把政策突破集中于解决可能影响或限制某些产业发展的政策路障上，并创新性地通过自下而上的主动申请与中央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帮助中央政府或相关产业主管部门清除上述产业政策路障，最终形成央地企三方共赢的格局。

　　此外，国内各地区发展呈现日益分化的趋势，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力差距也逐步凸显。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具有雄厚财力支撑的地方政府常常采取投资和补贴等方式，甚至直接入股企业，从而进行产业扶持。这虽然可以促进地方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但同时地方政府为了所辖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往往会各自为战，也使得市场化驱动的全国统一大市场面临人为分割现象，进而导致产能过剩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等诸多问题。未来，应完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改为具有非专向性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

　　充分承认和有效发挥市场在价格发现以及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当前中国面临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的外部环境背景下，无论是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等外部压力，还是提升中国产业层次和能级的内部动力，培育大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微观企业主体都是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产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日益提升，但在资本、土地、劳动力、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上，还需要减少各级政府对要素资源的配置和控制。同时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主动接轨国际通行规制，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强化微观市场主体优化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对一些新兴业态和新兴模式，要审慎和包容监管，并对一些市场垄断行为精准监管，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光明网记者王晓秋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