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轩（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基地研究员，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数字城市治理实验室主任，计算社会科学实验室副主任）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既是资源，也是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之间沟通、联系的重要信息载体。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衣、食、住、行到工作、休闲、娱乐，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着数据，并通过电脑、手机和其它移动通信设备与外部世界进行数据交换。当数据收集、传输、分析和应用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也发生着巨大改变。

　　如今，以虚拟课堂、远程医疗、移动购物、数字金融等为典型代表的网络应用和服务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转型与改革也逐渐成为各行各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方面，物理世界中的个体联系正在被虚拟世界中的数字逻辑所影响和取代；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应用需求出发，围绕数据的所有权、消费权、传播权和继承权，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问题也开始被提出和探讨。与此同时，数据安全更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可以说，从管理到服务、从技术到价值，我们正在迎来一个全新的数字文明时代。而数字文明的建设要以社会数字关系的优化作为重要抓手，必须对社会数字关系优化有充分认识。

　　数字秩序的建立是社会数字关系优化的基础。不同于数字化发展早期的野蛮生长，在数字文明时代，对于个人隐私数据的收集需要有明确的约束，对于互联网公司之间的数据竞争需要有所制约，对于网络数据的发布和使用也需要有特定的准则。而这些都有赖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政策、措施的出台。除此之外，为了保证不同公司、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效联络与高效协作，我们还需要制定一系列标准来对数据的质量进行控制，构建一系列协议来对数据交换的过程进行规范。只有建立起数字时代的基本行为秩序，才能厘清各参与主体间的数字关系，避免复杂环境下的潜在冲突，保障社会的数字文明发展。

　　数字生态的完善能够为社会数字关系优化提供必要支撑。数据的价值不在于数据本身，而在于以数据为基础的各类经济、社会活动效益。面对有限的物质条件和多方面的功能需求，我们不仅仅需要建立规则，更需要创建平台、协调应用，例如：要实现远程医疗服务的大范围普及，就必须打通社区、诊所、医院之间的实时数据通信渠道；要推动“新零售”模式的有效落地，就需要统筹线上、线下的销售和制造主体以及包括商品物流在内多个环节的数据资料；而要促进数字金融的改革创新，则一定离不开政府、银行、企业和券商之间的协同运营和场景整合。从基础设施到公共服务，只有构建好了数字时代的应用生态体系，才能充分激活市场潜力，助力各个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社会的数字文明程度。

　　在社会数字关系优化的过程中，技术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使得机器设备的生产、服务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不同场景下的人机交互与协作变得日益普遍；5G技术的大范围普及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局限被打破，各领域的数字化应用都变得更加高效、灵活和开放；区块链技术的系统化推广能够改变业务处理系统的单中心格局，使得网络上分布式、自组织的经济社会活动成为可能。这些都为社会数字关系的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的物联网技术还实现了真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实时连接；从终端、边缘到云端的强大算力和海量资源进一步拓展了数字化应用的能力边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虚拟现实技术（VR、AR、MR）更增强了人们在数字空间中的真实体验。在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共同驱动下，社会数字关系变得越来越丰富。

　　除了单纯的技术手段之外，“人文关怀”也是社会数字关系优化所必须考虑的关键因素。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不仅仅体现于工作效率的高低和生产能力的大小，更在于其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价值导向的优越性。公平、公正、和谐对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为了跨越由于信息差距、技能差距和认知差距带来的数字鸿沟，实现最大范围的数字融入，社会数字关系一定要有足够的包容度，即：数字秩序的建立不能只注重数字化发展的需要，也要充分顾及农村人口、老年人、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数字生态的完善不光要与我国各地的数字产业基础相适应，还要处理好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社会数字关系是人们在数字空间从事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的关联作用形式，只有在社会数字关系上把握好应有的价值准绳，做到全民服务、全域覆盖，才能有效推进数字文明建设，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社会数字关系的优化绝不会一帆风顺。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监管主体，政府在数字秩序建立和数字生态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真正发挥其管理、服务职能。从5G技术的发展，到工业互联网建设，再到数字货币的推行，政府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忽视。一方面，政府要积极倡导先进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技术为杠杆撬动传统社会体系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政府要大力投入相关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通过试点、示范项目带动区域的数字化改革与发展；此外，面对实践工作中的一系列挫折以及现有运行体系的各种不适应和不协调，政府还必须调整、创新其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以智慧化手段化解现实性问题。

　　数字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环境等多层面内容，而社会数字关系的不断优化则将为各方面工作的有序、高效开展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