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以及新兴经济体研究会共同承办的“第十一届亚洲研究论坛：亚欧大陆与‘一带一路’”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韩国崔钟贤学术院院长朴仁国（Park In-kook）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叶海林主持开幕式。来自中国、英国、日本、德国、巴基斯坦、俄罗斯等国的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一带一路”在不同区域与国家的机遇及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正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理念转化为行动，建设成果丰硕。高培勇指出，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做出了新贡献。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中国改革开放开辟了新天地，也为世界共同繁荣提供了新机遇。高培勇强调，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范围起伏反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全球治理体系经历调整重塑，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合作。

　　朴仁国认为，在新冠大流行后，“一带一路”倡议面临挑战，包括新冠流行造成的商品和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全球经济衰退造成的财政负担，以及不断加剧的中美冲突。尽管存在所有这些意想不到的障碍，我们仍然希望“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全球社会的巨大资产和遗产，这是一种全球的公共品。朴仁国建议，我们需要进行积极和深入地探讨“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在遵守全球的规范和与实现其他地区共同的愿景，以及需要什么新的规范和标准来驾驭当今的数字世界。通过这些讨论，他希望大家能够将“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成为一项为所有人提供利益的全球倡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姚枝仲主持论坛第一节（东北亚、东南亚与“一带一路” ）活动，东京大学大学院法学与政治学研究科教授高原明生，上海市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吴寄南，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首席专家张宇燕分别作主题发言。

　　高原明生认为，中日两国之间合作的重要领域就是“一带一路”（BRI）和“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之间的合作。“一带一路”和“自由开放的印太”都有两个侧面或者两个方面，一个侧面是战略或者安全领域，目前以竞争为主，战略方面的信赖关系有待进一步建立。但是这两个倡议都有另外一个侧面，就是经济的侧面、合作的侧面，如果关注这个方面则完全可促成合作。日本和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向来存在脆弱和强韧两个方面，脆弱的方面体现在括岛屿问题、历史问题及安全问题上；但同时是有强韧的一面，其中经济合作就是一个重要部分，此外还有社会之间的交流。中日要合作，应尽量控制和缩小脆弱方面，也要合作强化强韧的侧面，这一直是两国之间很重要的课题。

　　吴寄南认为，中国从一开始就强调“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唱”，而是和沿线国家和所有关注和平与发展国家的“大合唱”。8年来，日本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经历了怀疑、抵制、松动并有限制的合作、对冲等阶段。三个因素有利于中日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及第三方市场开展互利合作，即，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浓郁的丝绸之路情结、“一带一路”倡议取得进展的示范效应、两国曾经就第三方市场合作形成过共识。中日两个应该发挥“双轮驱动”作用，共同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回复和发展做出贡献。

　　张宇燕认为，理解“一带一路”可以有四个层面，分别是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货币金融层面和价值理念层面。从天安门前的两个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是一脉相承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这是人类现在面临的大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在促进贸易投资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四个赤字的弥补作用上，还帮助沿线相关国家甚至整个世界走出金德尔伯格陷阱。合作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携手共赢，另一层是同规博弈，这都是合作的具体方面，竞争者也能合作。“一带一路”建设实际上也要朝着更好、更高的目标一步步共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主持论坛第二节（中亚、南亚与“一带一路” ）活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所的所长邢广程，巴基斯坦投资委员会前主席哈龙•谢里夫，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唐孟生，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分别作主题发言。

　　邢广程认为，“一带一路”和中亚区域关系非常密切。中亚对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方经济、商贸、人文、宗教各方面的交流提供了非常好的枢纽作用。同时，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无论从通道、走廊、海上通道，也都离不开南亚这个重要的区域，尤其是印度在南亚地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经济发展推动角色，巴基斯坦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亚和南亚两个区域可以进行密切的关联，也就是通过这个通道向西、向南关联，使得中亚和南亚乃至东南亚，更往东的东亚形成战略上大的区域合作。在未来，尤其是后疫情时代，本着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路，“一带一路”必将成为中国与南亚和中亚合作的重要实践平台。

　　哈龙•谢里夫认为，“一带一路”有三个挑战，首先是制度方面的挑战；其次是要推动私营部门的参与，要私人部门充分的利用互联互通正面影响；最后是对知识的投资，必须要有人文交流，学术机构智库和研究机构都必须联起手来共同进行合作。如果缺乏互联互通，彼此之间的知识也是孤立的。必须要依赖人去把这种互联互通性持续下去，要增强对知识走廊的投资，知识走廊的投资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有益的。

　　唐孟生认为，中巴农业合作是稳定巴基斯坦经济的基础，中巴农业合作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急朋友之所急的具体体现。中巴经济走廊下的农业合作可以根据巴基斯坦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把发展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结合起来，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对中巴农业合作的建议，有六个方面，第一，加强智库合作；第二，跟巴基斯坦要做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第三，明确合作对象，了解巴基斯坦的土地制度和农业制度；第四，加强农业科学技术与农业装备的合作；第五，因地制宜，做好农业发展的规划；第六，以农业设施为先导，建设农业产品新加工出口基地。

　　基里尔•巴巴耶夫认为，正如疾病大流行时期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必须对全球政治、经济和技术空间支离破碎的风险，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做出有效回应。保护主义抬头是目前经常使用的非法单边限制，绕过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限制和贸易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明白只有采取联合行动才能应对诸如全球经济发展缓慢、国家间福利差距加大、技术落后等紧迫挑战。俄罗斯愿意在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合法利益不可动摇的基础上，与所有欧亚伙伴进行最密切的接触，建立一种新型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荣鹰主持第三节（欧洲与“一带一路”）活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荣休教授巴里•布赞、中国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部副主任高亭亭、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分别作主题发言。

　　巴里•布赞认为，BRI目前管理还比较破碎，中国可以考虑对BRI进行集中化的监管，同时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更加严谨和严格的项目进行环境管理，来满足气候变化的全球共同任务。

　　孙永福认为，在技术合作领域，欧盟一直是中国非常好的管理合作伙伴，中欧贸易可以说是双边合作的稳定器，除了稳定器外还有压舱石的作用，它保证了中欧关系在比较好的状态下继续进行。强化重点领域的合作是中欧合作的重要方式，包括通过建立中欧共同投资基金、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加快中欧入海快线项目，均是中欧“一带一路”与欧洲投资计划对接的重大项目。

　　高亭亭认为，多样化尤其是和亚洲伙伴之间的多样化，将是德国政府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跨大西洋合作将是新政府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当前疫情阻碍了面对面交流，影响到了德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看法，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因为他们听到来自中国的这些报道越来越少，还有很多的会议和辩论他们谈到了中国，但是没有中方的参与。大家应去克服特定障碍，这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冯仲平认为，中欧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从改革开放之后欧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现在中欧关系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深远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过去四十年当中，欧盟一直把中国视为伙伴，一直是全面伙伴关系，但现在他们认为，中国现在不仅是伙伴还是经济、技术上的竞争者和对手，这是一种新的叙事。希腊、塞尔维亚、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仍非常欢迎与中国合作，国际发展还有联合发展是他们非常重要的动机。20年前中国就提出希望和平发展，20年后中国的意图及外交政策主流仍是和平合作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邹治波主持自由讨论和总结发言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张斌研究员作总结发言。张斌认为，今天的讨论内容其实很丰富，日本学者、中国学者、欧洲学者在这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很多问题。同时也讨论了怎么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包括“一带一路”面临的一些挑战。这种讨论对大家增加相互之间的了解，包括找到以后在“一带一路”里面研究的问题，都有很大帮助。中国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中国发展的经验推广到世界，推广到周边国家包括更远的地方。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虽然遇到一些意见上的分歧非常正常，但出发点还是谋求共赢。（供稿：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博士后杨美姣、研究员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