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相契合的内在逻辑，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说明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懈奋斗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且能够在新时代更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是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宝贵经验。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相契合的内在逻辑，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界应为此作出应有贡献。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大地扎根，成为我们党推动中国伟大历史变革的行动指南？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飞跃背后的深刻逻辑力量是什么？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文化层面来说其内在逻辑和思想基础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从纷繁宏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精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相契合的内在逻辑。这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说明为拯救民族危亡而不懈奋斗的中国人民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而且能够在新时代更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当前，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贯通相契合的内在逻辑，以下几个方面不可或缺。

　　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学说和科学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体现了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表达了人民大众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国古代哲人曾描绘出大同社会的美好图景，最著名的是《礼记·礼运》篇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没有压迫、剥削、欺诈的大同社会，是处于阶级压迫之中的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还有一部儒家经典《公羊传》对“太平世”的美好社会作出憧憬：“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描绘出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各民族之间再也没有隔阂、共同享有幸福生活的理想境界，与大同理想互相补充。

　　为了改变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义无反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始终站在革命斗争最前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爱国精神、民本思想、不屈风骨，影响和哺育了20世纪初的中国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他们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读到经由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学说时，自然发自内心地接受，并且满怀热情地投入斗争，希望解除民众的苦难，最终建立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相契合，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传统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事物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变，都有客观规律，这些规律须从一切社会现象总和分析研究出来，“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等都是错误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源，并且从先秦到近代形成优良的唯物主义传统。比如，战国时期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自然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管子》认为，社会的礼制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水平之上，“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西汉司马迁深化了这些认识，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就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提高到客观规律来论述。东汉的王充发挥了“仓廪实，民知礼节”的命题，他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认为社会的治乱直接决定于民众的经济生活状况。

　　清代的王夫之、颜元、戴震、魏源等继承唯物主义传统，提出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观点。比如，魏源更加明确而简洁地总结出必须“行”然后才能获得“知”的命题，其哲学著作《默觚》中的论述掷地有声：“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魏源的见解有着丰富的实践基础，他对于当时的水利、漕运、海运、票盐改革等都有深入研究，参与制订改革方案，还编纂有《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其重视实践的观点对于晚清学风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上述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主张也成为20世纪初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桥梁。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想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辩证法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恩格斯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辩证运动和发展的宝贵认识，尽管表达尚不够系统，但这些论述同样充满智慧、异彩纷呈。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先进分子正是经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思想精华通向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其中分析深刻、益人心智、传诵久远的例子。《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晋国大夫史墨言：“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精辟地论述世界万物和社会现象的运动、变化是永恒的。《周易》上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深刻地总结了在困厄中奋斗才能开辟新境的道理。《论语》中有许多孔子讲事物辩证关系的格言，如“我叩其两端而竭焉”，是说要避免事物走向两个极端；又说“过犹不及”，指出超出一定的限度，事物就会走向反面。《论语》中有关教育的辩证思想尤为丰富，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还有，《老子》中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这些深刻揭示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箴言对历代士人都有深刻影响，让他们能够运用辩证思维去认识当世问题、提出治国良策。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历史大变局，进步知识分子运用“法无不改”的辩证观点，以更大的声势批判空疏学风，揭露封建专制的黑暗残酷，倡导实行社会改革。龚自珍提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魏源主张：“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于1841年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表达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救亡图强的呼声。这些具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是进步知识分子运用辩证思维在历史剧变时期思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产物。

　　由以上几个方面可知，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上所得出的认识，许多是相贯通相契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实现有机结合。新时代，我们要聚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课题，努力开拓学术研究的新格局，拿出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更加充分地展现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深入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精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