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数据资源、生态文明建设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黄泰岩：把握工作重点，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黄泰岩表示，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一是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必须坚持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二是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解决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幼、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三是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必须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

　　【王春超：数字经济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春超指出，数字经济有利于推动优质资源共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寻求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最佳动态均衡点。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做大“蛋糕”；通过全面深化数字化赋能、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治理，不断缩小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既保障分配的机会公平，又关注分配的结果正义。另一方面，以全面数字化赋能做大“蛋糕”。以数字技术赋能做大“蛋糕”，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健康持续发展来促进市场效率的不断增进，运用数字技术不断提升要素的配置效率；以数字人才培育做大“蛋糕”，应通过高校与企业、政府的紧密对接，加大数字人才深度融合培养，将人才培育供给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同时，以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助力分好“蛋糕”。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资源共享与完善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生产生活资源的共享，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区域、城乡在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平衡发展；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通过数字治理推动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有助于打通数据壁垒、实现数据互联共享、数智监管。

　　摘编自《光明日报》

　　【张卿：推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安全治理，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中国政法大学法与经济学研究院教授张卿表示，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统筹推进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和安全治理，不断完善数据安全治理制度，促进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安全发展。第一，促进数据开放和安全有序流动。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类平台和企业等经营主体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的责任；推动数据处理者依法依规对原始数据进行开发利用，支持数据处理者依法依规行使数据应用相关权利，促进数据使用价值复用与充分利用。第二，建立健全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建立国家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加强数据安全风险信息的获取、分析、研判、预警工作；加强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设，常态化开展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检查，健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第三，适时采取必要的风险管理措施。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风险评估、检测认证等机制，构建贯穿基础网络、数据中心、云平台、数据、应用等一体协同安全保障体系；完善关键数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体系，及时发现并快速处置存在的安全风险和管理漏洞。第四，落实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要统筹考虑开发和利用数据带来的各种社会收益和安全风险成本，针对具体情形采取不同的数据安全风险管理措施；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根据不同特性进行区别化的精准管理，保护数据要素市场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制度规则。

　　摘编自《经济日报》

　　【卢春天：多点发力构建生态文明的绿色社会基础】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卢春天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因此，立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行动主体，需要从多方面构建起生态文明的绿色社会基础。在增强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层面，践行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环境保护行动，但从意识到行动还受到特定社会情境的影响，需要将培育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这一社会行动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结构中，从而促成对环境保护行动的更好理解。在着力培育绿色中坚力量层面，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有所扩大，该群体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功能。因此，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更加注重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力量，着力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以其绿色消费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在加快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层面，需要把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限制在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需要以整体性的眼光来协同推进人们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同时，加大保护环境的宣传教育活动，使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普遍的行动自觉。在创新环境治理实践层面，创新决策制度，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统一起来，着力提高绿色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健全促进绿色低碳生活的相关制度，完善用水用能等领域价格形成机制；创新环境管理制度，实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建设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设立跨区域行政联席会议制度；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环保行动，积极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绿色能源替代、鼓励绿色消费等措施，构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数字化平台。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