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二字，本身就像是一个特殊的知识体系，如何将自己的知识体系由特殊变成一般，是一门学问。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特殊和一般之间的转化原理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

　　认识中国特色中包含的一般道理

　　经常有学者指出，现在讲这么多中国特色，但是国外不理解，只是中国自说自话，无法进行国际交流，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掌握并学会使用会通法，就很容易理解中国人讲的特色经常包含着一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其有五个典型特点：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使用会通法对这五个特色进行转换的话，便很容易发现其中的一般道理。究竟什么是好的现代化？好的现代化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否实现了发展；第二个标准，发展成果是否在不同群体内实现共享；第三个标准，是否以侵略牺牲减损别国的发展条件为代价取得现代化；第四个标准，实现现代化是否要跟其他国家一起努力实现共同发展。这是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标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道理。而这些普遍道理全都蕴含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色里，五个特色其实就是好的现代化的四个标准，只不过我们是用特殊特色的话语讲了一般的道理。

　　中国政治中的很多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用中国的特殊话语表达出来的。明白这一基本道理，中国政治学中很多独到独有独特的创造，便可以还原回一般政治道理。

　　在特殊的实践中提炼一般原理

　　要学会在特殊特色的实践里提炼一般原理。举例来说，政治学中关于公权力有“三问”。第一问，公权力从何而来？古代有神授说、天命说，现代有人民主权说。第二问，公权力怎么进行安排？这涉及政治制度，有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等多种形式。第三问，公权力应当为谁所用？究竟是为资本、为利益集团，还是为人民？全世界的政治学恐怕都要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古今中外，对政治学有关公权力的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因为这些区别，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中国政治学中，这个问题十分清晰，公权力来自人民，通过践行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进而实现公权力为人民服务。“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至上”“人民政府”“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述，体现了人类对更好政治与社会制度探索的政治学回答。

　　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亦是如此。中国政治学者多从正、公、治等方面来理解政治。我们以此为观照和对照，能够看出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中对政治的理解，实际上蕴含着人类政治本来的普遍道理。

　　运用中国特色理论研究他国

　　国际学术对话并不是为了迎合他国、为了让他国明白中国，而简单用国外的概念、理论研究自己。国际学术对话更重要的是用中国的特色概念和理论去影响别国，其中最重要的做法是，用中国的理论和概念去研究和解释他国，再影响这些国家的学者用中国的概念和理论来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西方特别是英美特色的知识体系其实也是在自身发展道路基础上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后来在其文化扩张过程中，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去研究他国，同时建立必要的学术评价和引导体系，这个过程中，其特色概念和理论变得看上去是一般的、普世的。明白了知识传播的这一规律，中国政治学在形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社科管理部门和学术界就要有世界意识，在引导、鼓励中外学者用中国较为成熟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中国的同时，也要主动去研究外国。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界应该要树立新的国际学术规范，例如，避免像西方学术界过去那样用自己的概念和理论随意裁判别人。尤其在比较政治学研究中，应当在尊重其他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研究。

　　所以，确保中国创造的一套概念和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中国，为本国政治正当性和合理性提供解释，同时，在尊重他国前提下解释他国，影响外国学者使用中国的概念和理论研究他们自己的国家，为他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思路和启发，这是国际学术对话中扩大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影响的重要方法。

　　学会使用他国经验检验中国理论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完善和成熟，其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最终还需要外国的经验和案例来检验。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里的重要概念和理论与别国国情结合起来进行检验，需要做到真正的、积极的本土化。即将中国的理论在同别国实践结合中进行发展，实现学术自觉基础上的本土化。在积极本土化方面，我国的一些进取型跨国企业走在了前列，这些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在世界各地销售，为了适应当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对部分产品进行适当的改造，获得了当地居民的认可，使之能够更好地推广。中国政治学的国际传播，应当向这些跨国企业学习。学会用别人的经验来检验中国的政治学概念与理论，在不断地检验过程中，这些知识就不再只是封闭的，而会转向开放，影响力自然会逐步扩大。这才能使得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实现真正的国际化、正向的国际化。

　　重视政治学知识产权

　　除了上述努力之外，中国政治学界还应当重视、珍惜和保护自己的政治学知识产权，包括一些标识性概论和原创理论。拿中国的“协商民主”来讲，“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和实践是中国独到独有独特的创造，但是在一些研究文献综述中，硬是将“协商民主”追溯到由美国或者英国某位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的，这等于将自己的政治创造发明说成是别人先创。在中国原创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关系理论近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段时间人们将关系理论说成是关系建构主义，但是现在统称为世界政治中的关系理论，说明国际关系学界较为重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原创成果的保护。因为建构主义是由美国学者温特提出，如果将关系理论说成是关系建构主义，关系理论就是建构主义的一个分支、知识谱系上的一个溯源，理论的规格就会降低。现在世界学术界讨论世界政治中的关系理论，会将这一理论的发明权溯源到秦亚青教授，而非温特教授。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理论及其国际传播的一个例子，充分表明应重视、珍惜和保护本土重要概念和理论原创权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