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 雯（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内在融通，结合是历史必然。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创新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与范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和支撑。二者有机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推动实现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与现代转型。

　　以共同追求的使命愿景巩固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历史活动的考察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未来共产社会就是要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人民性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文化基因，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固本开新，牢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的建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儿女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农业经济，形成勤劳、勇敢、和平、包容，重国家和集体、重亲情和友情的民族性格，并通过传统佳节、民风民俗、道德规范等传承之。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文化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之中。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可阻挡，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创造不能也不会停滞。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文化建设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党和政府为保障人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创造条件。正如“村超”是群众自发打出来的、“考古热”由群众推动从博物馆走向生活、无人机表演展现了群众艺术活动的绚丽色彩，群众唱主角、群众主创、群众主推，文化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逐渐丰富，更加充分体现群众的需求和愿望、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文化建设的人民主体性进一步得以彰显。

　　以相互融通的思想内涵支撑文化建设内容的独特创造

　　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的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认识和看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在“第二个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互相成就，推动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性重建，创造了新型实践观、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文明观等有机统一的原创性思想，巩固了文化发展的内容主体性，并有力地作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

　　物质观相融通。唯物主义世界观肯定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强调人类必须反映“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尊重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真实状况及其发展规律。我国先民在实践中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自然规律的诸多表述也蕴含着肯定世界物质性这个根本前提。

　　实践观相融通。马克思主义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出发，理解人类全部现实生活及其所产生的思想意识的运动过程。中华文明亦有重视劳动、躬行实践的优良传统，“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谷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靠劳动生活是人的本质，精耕农业、家舍手工业，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来赓续绵延的深厚物质基础。

　　历史观相融通。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发现并阐明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指出制约历史发展的，归根结底是经济条件，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又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深入而多维地探讨了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关系，“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物质生活的富足是充实精神生活、提高精神世界的基础，反之，精神生活以道义节制、引导物质生活。这是中国传统历史观与唯物史观的重要契合处。

　　以互相成就的创新成果保障文化发展进程的自主立场

　　开放品格是获得文化创新发展的必备要素。“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或“塞源而欲流长”绝无可能。对于文化而言，“源”就是“根”，没有源，河流必然干涸。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形塑了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这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行稳致远的根本，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原封不动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或是推行文化复古主义。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延续了文化发展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既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单纯模仿，也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刻板传承，更不是历史经验的简单累加，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文化进行“取”与“去”的反思后，融通创新的结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厚沃土，也是形塑其独特中国形态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碰撞，形成具体文化观点、文化形象、文化作品，并通过现代文化传播方式，最终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文化资源-文化话语-文化自信”三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运用廉洁和自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严治党，以“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文化历史基点深化改革，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法者，治之端也”作为政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天人合一”思想延续到生态文明建设中，让“岂不畏艰险，所凭在忠诚”的担当精神成为强军重要依据，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目标诠释中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崇高理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深刻而系统地解答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回应时代问题的探索中有机结合的根本遵循、基本路径，展现出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彰显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主，奠定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精神生命，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命和动力之源。（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黄诗淇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研究”（24&WZD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