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若玲（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2003年，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把农村教育摆在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并就西部地区“两基”攻坚提出了具体要求。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发展乡村教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我国根据时代发展与社会需求进行乡村教育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一味地帮扶、输送、支援所形成的外源性发展，并不能激发乡村教育的内生发展动力。202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牢牢把握教育的民生属性，更加突出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民生上抓教育，坚定不移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立足新时代我国乡村教育发展的新阶段和人民群众的新期盼，要做好乡村教育这篇大文章，应以强化乡村教育发展的育人功能、激发乡村教育内生发展动力、提升村民终身教育意识等为抓手。本文在总结我国乡村教育改革成效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乡村教育的发展路向，为实现更高质量的乡村教育提供理论参考。

　　20多年来我国乡村教育改革成效

　　自2003年召开首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至今，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教育发展，通过政策倾斜、经费补助等方式，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发展乡村教育。20多年来，国家立足解决乡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根据乡村教育发展的实际困难，提出“控辍保学”“送教上门服务”“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系列政策举措，从根源上解决了乡村少年儿童入学难、失学率高的问题，从根本上满足了乡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本需求。乡村教育发展步伐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帮扶模式逐渐形成，乡村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颇有成效。这些都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发展乡村教育的有力推手。

　　国家长期重视乡村教育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适龄少年儿童接受教育机会不均等、青年就业机会不均等问题逐渐显现。进入21世纪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发展乡村教育的政策，《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3年）、《教育部关于成立教育部农村义务教育工程领导小组的通知》（2008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0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2012年）、《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2012年）等文件的颁布，都从国家层面强调了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推动了乡村教育发展规划、乡村学校供给建设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仅如此，为解决乡村教育师资问题，国家还出台了乡村教育师资培养培训系列文件，如《教育部关于做好为农村高中培养教育硕士师资工作的通知》（2004年）、《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等。2001年1月，中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2011年11月，中国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从“基本”到“全面”，浓缩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发展教育事业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昂扬斗志以及创造伟业的历史成就。正是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乡村教育在硬件设施、师资输送、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

　　乡村教育精准帮扶模式凸显。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我国深刻意识到，教育能有效地切断贫困地区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链，减缓贫困代际鸿沟。促进贫困地区教育均衡发展不能只停留在经济扶持上，还要为人们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帮助其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使其能创造财富、改变生活现状。因此，我国在扶贫过程中建立了教育补偿机制，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精准帮扶模式。相较于粗放式帮扶模式，精准帮扶模式更具有针对性，通过教师轮岗和培训、乡村教师定向培养等方式，将优质资源点对点引入乡村学校，有效提升了乡村教育质量。高校作为精准帮扶的智库，积极参与教育帮扶，确定帮扶学校、帮扶点，在教学条件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成果共创等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帮助，通过“U-G-S”（高校—政府—中小学校）协同机制将教育精准帮扶落实到人才培养、教师发展这些关键环节中。2022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再一次提出，“以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教师校长培训为重点，充分发挥名师名校长辐射带动作用”，“建立完善自主选学机制和精准帮扶机制，创新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模式，提升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科学素养”。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教育发展中形成的精准帮扶模式符合我国国情且富有成效，在可见的将来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乡村教育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最根本的因素在于人及人的现代化所蕴藏的强大乡村人力资本，教育能为实现乡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转化奠定基础。2012年教育部印发《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暂行办法》，成为继“两基”督导评估制度后在新时期推进义务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机制和强有力手段。该办法明确要开展公众对本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满意度调查，强调参与调查的主体以学生家长为主。国家通过行政性评估手段，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言之，乡村教育主动融入乡村全面振兴发展需要，结合县域经济发展规划，优化教育结构，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等，使其与乡村振兴战略同频共振。20多年来，乡村义务教育普及率不断攀升，适龄少年儿童接受教育得到保障；乡村学校软硬件设施得以完善，控辍保学成效显著；乡村教师专业教学能力、综合素质明显改善，学历有所提升；乡村教育信息化建设逐渐启动并实施。在此基础上，乡村教育通过不同途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比如，培养乡村技能人才，建设发展乡村各项事业；选派驻村帮扶干部，以“扶智”推动“扶志”，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新时代乡村教育的价值意蕴

　　发展乡村教育是一个具有深刻时代价值意蕴的课题。乡村教育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支撑，发展乡村教育有利于促进社会均衡发展，满足适龄学子对教育的需求，进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了解新时代乡村教育的价值意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找准解决矛盾的“锚点”。

　　乡村教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教育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对提高乡村人口素质、推动乡村整体教育质量提升具有基础性作用。发展乡村教育，一方面要提高适龄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质量，缩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强乡民终身教育意识，培养能够“留下来、用得住”的专业技能人才，用教育手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以后，“三农”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推进乡村全面振兴。2021年1月4日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支持建设城乡学校共同体”。国家将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力图使二者协同发展。乡村教育旨在促进乡村人民的全面发展，没有乡村教育的发展，就很难实现乡村人民的全面发展。唯有发展乡村教育，才能够促进乡村人民素质能力的提升，进而推动乡村村容村貌村风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新时代乡村教育必须回应乡村全面振兴、城乡一体化建设等一系列战略任务提出的新要求，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优势，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性人才支撑。

　　乡村教育是促进社会均衡发展的关键性环节。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义务教育公办学校、薄弱学校、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双语教育等不同类型、层次的教育提出指导性规划建议。要求乡村教育发展兼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促进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全面推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由此来看，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人员的流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村教育促使适龄少年儿童有更强烈的学习动机，帮助学生实现“大学梦”“城市梦”；二是乡村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城市优质师资的支持，尤其是乡村教师计划的政策保障。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师资队伍、经费投入、治理体系适应教育强国需要，市（地、州、盟）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显著提升，绝大多数县（市、区、旗）域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适龄学生享有公平优质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总体水平步入世界前列”。国家施行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等政策，均指向乡村教育发展，增强了乡村学校与高等学校的互动，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共创。

　　发展乡村教育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保障。乡村教育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承担着满足适龄少年儿童的教育需求。现实情况是，我国一些乡村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相较于城市教育资源，乡村教育资源还较为薄弱。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发展乡村教育需要尊重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是教育大国，但距离教育强国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在推进教育强国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从教育空间视角，乡村教育发展已然迈进了城乡一体化道路。新时代乡村教育更加注重“育人”“育才”“留人”“留才”等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乡村人民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增强了人们对教育需求的满足感，加速了振兴乡村教育的步伐。

　　乡村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乡村教育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的平衡有待增强。新时代乡村教育因乡村振兴战略而富有多重功能，它既包含了乡村不同年龄段的育人功能，也包括乡村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社会功能。同时，乡村教育还发挥着传承文化、创新发展等社会功能。就教育而言，以城市化教育标准参照建设乡村教育的倾向日渐明显。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于2014年联合发布的《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县镇、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统一为城市标准，即高中教职工与学生比为1：12.5、初中为1：13.5、小学为1：19。但城乡教育一体化标准容易忽略乡村教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笔者研究团队对县域中小学教师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地处偏远的完小或教学点存在师资短缺困难问题，加之学校规模较小，若按比例增补相应科目教师，很容易造成“超编”，进而造成乡村学校部分教师“身兼数职”的现象。除了教育发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也都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因而，乡村兼具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例如，2022年贵州“村BA”“村超”的出圈就与榕江县、台江县的足球特色学校以及篮球场地资源相关，通过教育手段，形成普及程度超高的足球篮球运动条件和底蕴深厚的民族民俗文化。相应地，乡村教育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乡村经济发展，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其社会功能凸显，但乡村教育的育人功能仍有待增强。

　　“为农”与“离农”之间的价值探讨有待深入。城乡一体化建设对于乡村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其衍生出的关于乡村教育的价值讨论也逐渐显露。一方面，城市人才逐步向乡村输送；另一方面，乡村人才也凭借制度实现“向城流动”，“为农”还是“离农”成为学者们经常探讨的话题。有学者将我国农村教育发展走向概括为乡土化和城市化。当城市向农村输送优质资源时，“为农”目标较为明显，即希望乡村教育能够向城市看齐、希望乡村适龄少年儿童能够通过学习或培训技能“向城流动”。理想状态下，更希望在完成“为农”目标以后反哺乡村建设。可现实情况是，村民通过教育而“离农”的倾向明显，这反映了以城市发展或优质教育资源为参照标准发展乡村教育，本质上有“为农”之初衷，但在此过程中，为鼓励城市人才加入农村建设而出台了一些职称政策优惠条件，导致少数人才“为农”的初心发生功利性转变，表面是“为农”，实则争取尽快“离农”。

　　乡村学校领导干部能力不一。乡村学校领导干部能力不一、执行力有别，影响了乡村学校的自主和高质量发展。笔者团队在访谈调研中了解到，有的教师认为，乡村学校的教学氛围与校领导的行事风格有关，而少数校领导会将乡村办学视为下一步职业规划的“跳板”；还有的教师认为乡村学校处于偏远地区，只要完成“指标要求”即可，也不能给自己“找麻烦”。当然，大部分乡村教师对于乡村学校的建设怀揣热情，认为乡村学校不仅是一个为适龄少年儿童提供教育的处所，更承载着一个孩子、一个家庭的希望。

　　乡村教师非教学工作任务繁重。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许多年轻的村民去大城市闯荡谋生，造成乡村“三留守”（“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问题。这对于适龄少年儿童而言，留守老人成为自然监护人，但由于他们的教育认知有限，大部分老人难以完成对孩童除生活起居以外的学习和心理辅导。乡村学校教师自然承担起了学生的“监护人”角色，部分乡村教师表示，在寄宿制学校管理学生的日常生活有时甚至多于教学工作，包括对学生的青春期教育、人际交往指导等这些本该主要由家庭教育来承担的内容，教师不得不在学校给孩子们“补课”。乡村教师出于教师职业的本能，时常会投入很多精力关注学生们的心理现状和情绪问题。提及教学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有些教师认为家访是教学中最有难度的事情，不仅路途远、路况差，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还存在与家长交流沟通的语言障碍。

　　新时代乡村教育的发展路向

　　推进新时代乡村教育发展，不仅要回归教育育人的本质，还要转变发展理念，深化简政放权，推进放管结合，实现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强化育人功能。乡村教育的育人功能体现在引导乡民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和保障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两个方面。新时代乡村教育的软硬环境发生了变化。笔者团队通过访谈了解到，现阶段部分乡村的教育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数字化设备已能满足开展数字化教学的需求。但是，一些乡村存在教师不会使用已有设备或者会使用也不想用的现象。可见，目前存在的实践误区是过度强调对乡村教育在物质层面的帮扶，忽略了能力与意愿等方面的问题。乡村教育发展应该凸显其育人功能，更多关注乡村教育的质量而非硬件数量，以科学手段推进乡村教育质量提升，推动其在现有发展水平基础上践行并深化教育改革，实现乡村教育发展以“扶智”促“扶志”之初衷。

　　促进内生发展。发展乡村教育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转变。从个体角度看，只有注重转变村民的发展理念，并深入动员、广泛带动村民，才能激发其参与乡村全面振兴诸环节的积极性；从组织尤其是乡村学校的角度看更是如此，教育理念往往决定了学校的发展蓝图，并影响着庞大的学生群体。新时代推进乡村教育发展，应在总结帮扶成效的基础上，适当收缩“帮”的宽度、拓展“帮”的深度，促进乡村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展。围绕乡村教育这一发展主题，提升乡村教师质量是根本。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提升乡村教师质量的文件，新任乡村教师为乡村教育注入了活力与激情，让更多乡村孩子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此外，乡村教育内涵式发展也离不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持，二者可以相得益彰。一方面，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使其有机融入乡村教育全过程，成为乡村教育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用教育手段弘扬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乡民文化自信，使乡村教育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因地施策，精准发展。乡村干部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领头雁”，更是乡村教育振兴的“带头人”。一些乡村地理位置偏远，若村干部不能细心梳理政策文件、耐心开展工作，就容易造成村民对国家政策文件的曲解，进而导致执行环节受到阻碍。此外，一味地按照城市教育标准建设乡村教育，也非科学之举，尤其对于大山深处的完小或教学点。只有因地施策，精准发力帮扶，才能让乡村教育有自主发展的空间。

　　强化村民教育。乡村适龄少年儿童的读书目标非常明确，即寄望以读书改变自身乃至家庭命运。为了给子女读书提供更好的条件，不少家长选择进城务工，但与此同时，留守儿童缺少父母陪伴现象在乡村较为突出。在孩童教育问题上，一些家长理所当然地将教育责任推给学校教师，家庭教育意识缺失，导致教育问题变得复杂难解。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适时提出了扶持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乡村工匠、文化能人、非遗传承人等系列举措，希望能够提升农民技能、促使其在地就业创业。由此可见，发展乡村教育需要全面统筹，不能仅限于发展乡村学校，还应心系村民教育。鉴于乡村发展的现实情况，树立和强化村民的终身教育意识显得格外重要，对他们来说，增强乡土文化自信才是增强国家文化自信的根本。通过教育手段规范宣传引导，建设健康育人环境，塑造乡村教育发展共同体，明确乡村教育不只限于适龄少年儿童，更应面向全体乡村人民。（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孙晶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