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青（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之所以要把“枫桥经验”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健全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在于新时代“枫桥经验”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推进和完善中国之治的四重优势。

　　根植群众路线的中国特色

　　从变迁的历程看，“枫桥经验”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创新于新时代，分别承担“调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治理”的任务，先后创造了“捕人少、治安好、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时期“枫桥经验”；“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可见，“枫桥经验”是在承担化解不同时期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的，所要达到的基层治理的工作成效就是始终强调的“矛盾不上交”这一任务。这些都体现了“枫桥经验”所要做的“事”，与这些“事”是不可分离的，就是从“为谁的事”和“谁来为事”这两个主体的考量，也就是“枫桥经验”在初创时期和之后接续发展所强调和践行的“发动和依靠群众”这一前提条件要素。由谁“发动和依靠”，无疑是“基层党组织”，使得党的群众路线这一立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枫桥经验”形成和发展之中，从而形成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自治”相统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经验。与此同时，赋予“枫桥经验”这一持续创新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始终立足“为了群众纾困解难谋幸福”，同时还要领导和依靠群众创建纾困解难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也会随之优化，从而生成具备“除旧布新”功能的创新基层治理的驱动机制和保障机制，使得新时代“枫桥经验”根植于群众路线并被赋予历久弥新的政治优势的中国特色。

　　立足大国治理的中国气派

　　把地方治理获得的“枫桥经验”作为“中国之治”的一张名片，上升到国家治理经验的高度，原因在于“枫桥经验”的探索性、示范性、创新性有效彰显和塑造大国之治的中国气派。从古至今，大国之治的难点之处在于如何协调中央的决策和地方的关切两者之间的张力问题。这既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权力与利益的协调，又包括两者所承担的社会治理职能的协同，后者协同的效果直接关系基于民生民心所向的政治认同以及社会的稳定。现代大国之治仅就国家机器庞大的体系而言，制度层面的运行惯性极易成为改进社会治理的体制性障碍，使得“国家之制”与“国家之治”间如何匹配存在诸多待解的难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国之治的中国气派，通过“两个结合”，既传承中国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传统治理理念，又践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张，创造性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大国治理的新气象，构建整个社会上下联动的治理机制，以此增加国家治理体系的韧性。新时代“枫桥经验”治理的中国气派在于，一是通过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基层治理体系；二是通过发展壮大群防群治力量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完善社会治理生态，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三是通过把“枫桥经验”上升为国家治理经验，推广、带动和创新更多基层因地制宜创造既能解决自身问题又能生成新的“样板、样本、模式”等的治理经验，共铸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中国新气派。

　　诠释问题有解的中国风格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末端、服务群众的前沿，基层也是国家治理实践中矛盾最多的地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层治理所要面对的社会矛盾问题多；二是有欠缺的基层治理方式方法引发社会矛盾问题多。这两类基层治理矛盾又可聚焦为一个核心问题，即基层治理的价值宗旨到底为了什么的问题。基层治理既要面对上级承担落实决策的职能，又要面对人民群众承担解决实际困难的职能，在上联下通的过程中，基层治理共性功能都是要承担解决问题的任务。目前，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被期待的是“应当走出工具主义理念与技术型治理的局限，迈向以民主、自治、法治和文明为方向的治理创新”。近年来，多地以“自治、德治、法治、智治”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创新体系开展实践，在取得创新性实践成果的同时，原有基层治理体系阻碍创新体系发挥作用的问题愈发突显。这一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枫桥经验”在初创时期，摸索出了“说理—说服”解决问题的模式，在新时代引入法治、智治的现代治理机制，就是为了把“理”说清、说透，从而为解决问题达成共识和促进行动。相比之下，一些其他类别基层治理模式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以“定指标—完成任务”的运动模式开展基层工作，结果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进性，在于与时俱进更新的治理体系和注重实效的治理能力，所形成的治理合力始终服务于为了生成高效“解决问题”的共识和行动力。这就突显新时代“枫桥经验”能够诠释中国之治具有“问题有解”的中国风格。

　　彰显文明之治的中国智慧

　　“枫桥经验”之所以源于“枫桥”却能“闻名全国”，并成为新时代中国基层治理内生经验的典范，不仅有可供全国借鉴、应用、推广的经验模式，而且内含使这一经验不断传承创新且体现文明之治的中国智慧。浙江枫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重教兴学由来已久，为承载和孕育地方文明之治的中国智慧奠定了厚重的人文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十分丰富，其中“德治与法治在中华文明规范体系与实施体系上相互融通”，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之治的智慧之基。因此，无论是从地域文明还是中华文明两个层面，“枫桥经验”的文明之治都有着一定的历史文化来源。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文明之治，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了其自身经验的阶段性更新，从矛盾管制、社会管理转到社会治理、社会服务，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成为这一基层治理经验的创新动能所在。另一方面，新时代“枫桥经验”越来越多地被学习、推广、转化出新的地方特色治理经验，如上海样板、贵州特色、江苏标识、江西实践等。除了地域空间的社会治理创新之外，网络空间这一现代社会的生活空间也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数字治理创新的积极面向。新时代“枫桥经验”先后被写入党和政府的多个重要文件之中，“这标志着‘枫桥经验’已经由基层社会治理的样本，上升为党和国家制定政策、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基本经验”，这些都是新时代“枫桥经验”文明之治的可感层面。如深入这一基层治理经验的内在机理来看，恒定不变的“矛盾不上交”的治理宗旨，体现以下四点文明之治的中国智慧，一是从源头治理矛盾，达到以小成本治理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二是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保障基层政权有效运行，减少了无效损耗；三是重调节和协商，维持了和谐人际关系，营造了有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生态；四是树立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经验标识，激发基层治理创新的共识和行动。这些都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制度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再转向治理效能，进而产出先进基层治理经验提供了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