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红（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服务业贯通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旨在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服务业的多样化、品质化、数字化、融合化和国际化，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好支撑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

　　完善服务业扩大开放体制机制。当前，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正持续流向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的金额和占比显著上升。扩大服务业开放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内服务贸易质量，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也有助于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争取更多话语权。推进制度型开放是深化服务业改革的核心要义，既赋能于打造开放包容的“引进来”环境，也助力于构建联动融通的“走出去”环境，是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为此，首先需要聚焦重点环节，破除市场准入、行业监管、数据跨境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托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服务业全产业链、全环节改革开放。同时，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推进跨境服务贸易开放进程。鼓励专业服务机构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在数字贸易时代加快培育服务贸易数字化新动能，推动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试改革，促进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

　　完善服务业产业融合体制机制。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为服务业中高端进程培育创造新市场，由成熟制造业体系直接赋能于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现代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孕育先进技术，为增强有效供给能力、实现高品质服务发挥引领支撑功能。为此，首先，深刻认识当前制造业与服务业面临的发展不平衡、协同性不强、深度不够和政策环境等体制机制问题，探索装备制造业、汽车制造等重点行业同互联网服务业、现代物流、金融科技等服务业重点领域融合发展新路径。其次，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创业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鼓励服务业企业合作，支持行业组织和平台型企业发展，为构建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提供基础平台，更好地整合资源，提升效能。

　　完善服务业消费提质体制机制。促进服务消费，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交汇点。近年来，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成为居民消费的主要增量来源，反映了消费升级的规律。但我国在品牌培育、消费场景以及消费环境方面存在不少限制服务消费的体制机制因素。随着服务消费数字化转型与人口年龄结构相交汇，如何更好满足“Z世代”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如何促进服务消费从需求端向供给端扩展，发挥服务业稳定就业民生功能，持续提升消费能力，迫在眉睫。为此，需要充分挖掘基础型消费潜力、激发改善型消费活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等中央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加强服务业人才培养和有效激励，积极支持服务消费重点领域发展。同时，增强服务消费动能与优化服务消费环境并举，推进实施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打造龙头企业和服务品牌，以优质供给引领消费需求提质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