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 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当前，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须进一步落实落细，加快补上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十四五”以来，我们多措并举，着力改善民生，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数据显示，从2021年至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2万元提高到4.1万元；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1万元提高到2.8万元。居民家庭消费对象，已经从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普遍升级到住房、家用小轿车和社会保险等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1875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比上年四季度增长1.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6%，回升1.1个百分点。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态势更加显著。

    国际层面，当前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对我国贸易形成冲击，影响全球的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加剧市场波动风险。从国内来讲，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消费还需要继续提振。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在一定程度上给群众的就业增收带来压力。对此，必须坚定信心做好自己的事，以国内发展的确定性克服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其中的重中之重是，通过为企业纾困稳经营主体、稳就业，通过稳就业促增收，通过促增收提振消费信心。

    稳经营主体，关键是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塑造良好营商环境，通过化债解决部分企业的经营困难问题。须清醒认识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还要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企业有了发展动力，稳定了发展预期，就会积极开辟新赛道或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以劳动力需求结构变化引导市场供给，创造新就业岗位，普遍提升就业人员收入水平。

    稳就业政策发力点，应放在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伴随人工智能发展与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提升，就业市场供需结构已发生变化。对此，迫切需要以新的就业政策引导新的供需关系。在增量上解决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在存量上解决好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在政策扶持上保障3000多万脱贫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要健全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三育”成本与养老压力，着力化解“一老一小”问题，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居民敢消费。

    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为新消费的呈现提供了与时俱进的可能性，也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和移动支付的普及，催生了电商、在线教育、共享经济等新消费模式。智能手机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智能家居、智能穿戴设备等成为消费热点。环保意识提高，增加了绿色消费和可持续发展产品新需求。DeepSeek与生成式视频广泛应用，会迅速增加市场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消费欲望。元宇宙、虚拟现实、网络虚拟人的出现，为消费者带来了全新消费场景和消费体验。大数据技术正在前所未有地创造特例式个性化服务。这些都蕴藏着消费提振的增量空间。

    通过服务质量改善提振服务消费。要在尽可能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数量的同时，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保障好孤寡老人、孤残儿童、生活困难残疾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基本生活，使他们能够共享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成果。民生问题的解决，会形成更加稳定的消费预期，增加我国这个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能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