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本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抗战及其世界意义研究”负责人、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人类正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起点和战略支点

　　随着全球史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与广泛影响，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日益获得国际学术界更为广泛的认可与重视。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史研究专家苗可秀在《中国战区的关键阶段：抗日战争（1937—1938）》一文中强调：“中国的抗战早于欧洲爆发，持续至欧洲战事结束数月后日本投降。中日之间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其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美国佛蒙特大学历史学者安德鲁·布坎南在《全球视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1—1953）》中明确阐述：“中国进行的是一场漫长而坚韧的抗战，其起点可追溯至1931年，并在1937年全面展开，一直持续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胜利结束。这场持续14年的抵抗，从根本上赋予了中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可争议的核心地位。”在全球史视野下审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中国战场作为东方主战场的独特战略价值及其蕴含的世界意义愈发清晰和突显。

　　近年来，西方史学界愈发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战场对于界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始节点具有根本性意义。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这场全球性战争的开端，正逐渐成为重构二战时间框架的重要学术共识。美国二战史研究专家、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泰迪·乌尔德里克斯对此有深刻洞见，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全球史》中提出，传统的二战时间线（通常指1939—1945年）“已不再适用于对这场全球冲突的完整理解”“这场规模空前的冲突，其根源与开端至少可以追溯至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将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率先举起反法西斯侵略旗帜、进行英勇抵抗这一伟大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与肯定，而且能够全面、准确地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所具有的全球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中国战场的持久抗战成为全球战局的战略支点。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战场以其旷日持久的抵抗牢牢地牵制了日本陆军的主力部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布局与发展走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著名军事史学家罗纳德·斯佩克特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日战争》一文中提出：“中国在对日战争中保持不倒，这本身就是对盟军在政治和精神上的最大贡献。”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抗战史研究专家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一书中提出，在军事层面上，中国战场是支撑盟军战略格局的第四根支柱，1942—1944年间中国战场上的持久防御与局部反攻，尤其是对日军“一号作战”的抗击，成功牵制了大量日军主力，使其无法支援太平洋战区，对盟军在诺曼底与西南太平洋的行动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一个坚强的战略支点，不仅消耗和削弱了日本的战争实力，减缓了日军的侵略步伐，更在关键时刻有力地支撑了盟军的全球反攻战略，为最终战胜法西斯轴心国奠定了坚实的东方基石。

　　推动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与战后秩序重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捍卫了民族生存权，更以同盟国四强之一的战略角色，重塑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协作模式。国际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中国通过关键战役的全球性辐射、中缅印战场的战略主导、人道救援的文明实践以及对战后秩序的制度性贡献，为同盟国注入了不可替代的精神凝聚力与战略动能，深刻影响了战争进程与战后国际体系的重构。

　　中国战场的关键战役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中国战场上的重大战役行动，其影响远超出地域范围，直接牵动全球战局。西方学术界近年的研究显示，中国战场对轴心国扩张的遏制具有关键性意义。丹麦记者何铭生在《上海1937》一书中认为，淞沪会战“催生了新的战争形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关键事件”。中国战场上的关键战役充分展现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性意义，展示出东方主战场在整个二战中的战略地位。

　　中国出兵中缅印战场形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强大战略支撑，为反法西斯同盟注入关键地缘力量。中国远征军的滇缅作战是二战中少有的由亚洲国家主导的跨国协同作战，其战略价值深刻重塑了同盟国的全球布局。拉纳·米特认为，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牵制日军精锐，迫使日本陆军放弃增援太平洋战场的计划。曾经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在其日记中强调，中国远征军打通史迪威公路对于亚洲战场反攻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主导的中缅印战场不仅保障了援华物资输送，更粉碎了日军切断亚洲反法西斯战线的战略企图，使中国战场持续牵制日本陆军兵力，为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创造了条件。

　　中国抗战对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构具有决定性意义。泰迪·乌尔德里克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全球史》中强调：“亚洲战场对战后秩序塑造的重要性不亚于德国在欧洲的败北。”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中写道：“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中国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就参与创建联合国和战后国际秩序建设，为战后形成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石。

　　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战略范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典范。国际学术界充分肯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的政治智慧与军事艺术，认为抗战中淬炼而成的人民战争理论、游击战、持久战、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等战略经验，为世界范围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人民战争”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构建了社会动员、政治组织与军事斗争三位一体的理论体系。罗纳德·斯佩克特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日战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远远不止是发动了几场游击战，它更是组织了整个社会奋起抵抗日本人”，人民战争“过去是、直到现在都是中国对战争历史的最大贡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军事历史专家马克斯·布特在《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一书中提出：“毛泽东的许多战争理论，比如说‘人民群众是水，而军队是鱼’至今仍被广为引用。”

　　游击战和持久战影响深远。美国兰道尔夫·麦肯学院东亚研究专家马克·奥珀在《中国、马来亚和越南的人民战争》一书中，强调中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意义，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后，全球各地的革命者都采用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试图复制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马来亚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等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中国共产党的游击战经验，形成全球“人民战争”实践体系。罗纳德·斯佩克特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中日战争》中认为，“在世界军事历史上，中日战争在持久战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共产党倡导并积极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凝聚全民族力量共御外侮的关键法宝，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提供了重要启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共党史研究专家范力沛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敌与友：中共党史上的统一战线》一书中，就系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揭示了其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内在一致性。中国共产党还号召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树立了东方样板。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实践，不仅有效支撑了长期抗战，更探索出一条在战争环境下进行社会变革和国家建构的独特路径，具有开创性示范意义。美国康奈尔大学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提出，“延安道路”代表了一种新型的革命战略模式，这种实践路径为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铭记抗战历史，深化对其世界意义的认识，不仅是为了告慰先烈，更是为了汲取智慧与力量，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