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明德（西安交通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外国语学院院长）；左畅（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当前，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正在引发国际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从技术工具到治理规则，从内容生产到价值塑造，人工智能治理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场域、国际传播的新赛道。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从人工智能治理的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将治理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新优势，成为提升软实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必答题。

　　人工智能治理跃升为全球传播新议题

　　人工智能治理正从技术规范向制度构建与价值协调转变，成为未来全球传播的重要平台与议题。当前，包括全球人工智能合作伙伴（GPAI）、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等制度机制相继推出，人工智能治理进入多层次、多维度布局的新阶段。这一趋势深刻改变了国际传播的边界与逻辑，技术规范不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成为全球叙事权、话语权和价值引导的重要抓手。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重新定义内容生产方式与传播模式。DeepSeek等大模型降低了传播门槛，拓展了传播主体。然而，算法逻辑、语料来源与价值导向的差异，造成信息流动的不均衡，掌握人工智能治理话语权的国家将在全球传播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制度格局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正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布局的先发优势，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治理规则体系。美国推出《人工智能风险管理框架》，与部分国家及国际组织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推广；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案》强化风险管控，同时通过“数字外交”向非洲、拉美等地传播治理经验。

　　治理规则不仅影响技术的准入门槛，更深层次地塑造了信息内容的生成、分发与接收标准，从而直接影响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因此，中国的国际传播不应仅依赖内容生成与平台投放，还需通过参与治理规则制定、技术伦理对话、平台内容生态塑造等路径，有效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自主性与制度性表达，为构建国际传播新优势提供新平台、开辟新路径、塑造新动力。

　　塑造人工智能治理传播优势的战略布局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入规则主导与价值竞争的新阶段，中国正通过理念引领、平台建设与制度参与的三位一体路径，逐步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传播新优势。

　　在价值层面，凝聚全球共识的传播理念。中国积极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类”的人工智能治理理念，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推动文明互鉴与平等发展。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中国理念不断获得回应。在2025年法国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中方强调“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的共赢立场，获得广泛认可。此外，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推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合作，支持非洲联盟、东盟等在人才培训、多语模型使用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自主提升，形成以“共同发展”为核心的传播理念共同体。价值倡议不仅是传播内容，更构成全球治理议题框架，更能增强中国国际传播的情感认同力与感召力。通过价值倡议的广泛传播，中国国际传播正依托人工智能治理，逐步从“内容输出”向“理念共鸣”转型。

　　在平台层面，构建规则适配与文化传播协同能力。人工智能平台正成为内容生成与价值嵌入的关键工具。中国企业积极推进平台国际化，在应对海外合规要求的同时强化文化适配能力。例如，百度“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大模型已具备支持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等语种的能力，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容生成的在地化表达。快手Kwai版本以本地内容推荐模型适应拉美用户偏好，探索“因地制宜”的文化传播路径。上述案例表明，中国企业正通过技术手段拓展文化表达边界，提升传播共鸣力与在地影响力。

　　在制度层面，拓展传播理念的制度嵌入路径。中国正从治理规则参与者向规范共建者转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电信联盟等平台持续倡议将“文化多样性”“技术公平”理念纳入全球数字治理规则与标准制定议程。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支撑下探索“广泛参与、协商一致”的多边治理框架，推动保障各国数据主权与文化多样性；并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提出“可控可解释”等技术标准建议，为建设多元、公平的全球传播生态贡献中国方案。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制度嵌入，是推动国际传播规则体系协同演进的关键路径。中国需通过系统性协同布局，实现从“内容型传播”向“规则型传播”转变，增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在国际制度中的嵌合度与稳定性，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构建面向未来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中国应充分把握人工智能治理的时代机遇，推进传播理念与制度体系的深度融合，构建具有引导力与共识力的传播新秩序。

　　首先，推动价值理念与传播规则的深度融合。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应在全球治理平台中以制度化方式实现嵌入。通过理念与规则的协同建构，提升中国理念的制度影响力，为全球治理注入更具包容性的力量。

　　其次，增强全球传播格局中的制度塑造能力。中国应在积极参与全球规则谈判的同时，以制度思维回应治理变局。注重与各国开展技术标准对话，推动构建体现“全球南方”国家利益、保障文化多样性与技术包容性的传播秩序，形成对现有治理模式的有益补充。通过主动在多边机制中发挥作用，提升传播制度的代表性与包容性，为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生态提供稳定支撑。

　　再次，夯实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制度性传播与治理协作基础。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应用和传播能力方面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中国应以共建共享理念推动合作共赢，以人工智能治理为切入点，深化与非洲、东盟、拉美等地区的传播治理协同。通过倡导“发展优先、创新驱动和行动导向”的南南合作模式，推动构建更加平衡的传播伙伴关系网络，增强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在“全球南方”的话语吸引力。

　　最后，着力构建具备国际标准能力的智能传播基础设施体系，实现传播与治理制度转型。当前，智能传播不仅是内容技术的变革，更是多语种、跨文化语义生成与算法伦理治理的综合载体。中国应坚持推动平台体系朝着高可信度、高互通性与高兼容性方向发展，逐步形成兼具话语表达能力与文化适配能力的传播基础架构。在保障技术安全和伦理合规的基础上，强化语义生成、语境识别、文化理解等关键能力，为全球治理中的传播协作奠定坚实技术底座。这不仅能够提升传播的效率与精准度，更能在根本上增强中国理念在国际平台中的结构性嵌入。

　　人工智能治理不仅是技术变革的前沿领域，更是引领全球传播秩序转型的重要场域。中国应以高站位的战略视野、开放包容的理念主张和积极稳妥的制度路径，推动实现规则构建与理念引领。通过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持续参与和制度塑造，中国能够在未来全球传播格局中掌握更多话语主动权，并以制度性传播优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开放、多元的国际传播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