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良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这里的“是”也就是“理”，是指事物内部的必然联系。它虽不能单独存在，却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事”的各个方面。换言之，“理”不在“事”先，也不在“事”上，而只存在于“事”中。因此，研究中共党史时，应该深刻认识到：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把握理论；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认识逻辑。

    认识在经历中

    人们认识客观世界需要有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实践，“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在经历一次右倾错误、三次“左”倾错误以后，才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同样是在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以后，才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变得成熟起来。这既体现在党的领导中，也体现在党的建设中。事实上，一个政党如同一个人，要经历许多事，才能走向成熟。比如，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就可以说明这种现象。土地革命中，我们党与红枪会打交道，意识到如果忽视“枪会运动”，“就可影响到全部工作，甚至可以影响到当地党的生命上”。抗日战争时，做哥老会的工作，“吸引他们参加到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中来”，“吸收其中最可靠的分子加入共产党”。这些都是我们党成长中的特殊经历，若从这方面入手，完全可以写出另外一种党史来。

    思想在事件中

    其实，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事件，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既是一种行为，同时又表现着行为者的思想。我们的研究就是要钻透这些事件，从内部发掘它们所体现的思想，而不能像对自然现象那样，可以单从外部去观察。比如一个人自然死亡，医生只需根据生理现象就可判断他的死因，但是一个人非自然死亡，如武士英枪杀了宋教仁，史学家却不能断言这只是枪杀事件，而是要追究事件背后人的思想，包括死者宋教仁、刺客武士英，以及应桂馨、洪述祖、赵秉钧、袁世凯等所有当事人的思想。

    同时，只有把握思想，才能理解事件。我们刚接触一个历史事件时，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会被极其丰富的细节搞得眼花缭乱，但当了解了事件背后的思想，就会觉得它们很有启发性。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党领导的土改斗争大会有“访苦”“引苦”“诉苦”“算账”等许多细节。这里面既有“破旧”的思想，也有“立新”的思想。在此过程中，通过把一切苦难的根源归结为“万恶的旧社会”，破除了“旧中国”这一消极的国家形象，而地主阶级则是这种消极国家的罪恶的总代表；同时又通过“翻身”“解放”等意识的传导，建立“新中国”这一积极的国家形象，毛泽东、共产党就是领导贫苦农民翻身解放的“大救星”。

    意义在过程中

    历史上的许多事，单独看来似无意义，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但若把它放到一个过程中，作长时段的历史联系起来看，就有意义、有道理了。比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初并无特别之处，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应，即便当事人也认为，这不过是他们无数次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次，不能领会它的划时代的意义。否则，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个中国当时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会为广东高校筹款、北京高校索薪这等琐事而不参会了。

    更有甚者，与会者竟然未能记住7月23日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出生日期”。只是随着党的成长、壮大，这一日期才显示出它的意义来。即便如此，到1938年，中国共产党决定纪念它的17周岁时，也只能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真正领会它的意义，更是要到1949年，因为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的奋斗，即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性胜利，这时候毛泽东才可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现在，中国共产党已历经百年沧桑，正奋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间的拉长，1921年这件事的意义和影响将会变得愈来愈大。

    其实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类似案例。往往一个伟大人物的思想，在当时或当地看不出什么结果来，但过了一时或换了一地，却能引发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比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张开展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主义，一度被西方人视为洪水猛兽。然而后来俄国人发现它的意义，所以在封建专制的大国，创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也发现它的意义，所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创立了又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恰好验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历史事件也是如此。比如，五四运动本是一个地方性事件（时人称为“学生事件”“五月四日之事”“四日事件”“四日的示威事件”等），李大钊却认为不能把它“看狭小了”，他希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事实上，这个事件之所以被定格为今天的模样，在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事后人们对它不断纪念、不断缅怀、不断追加“新意义”的结果。

    总之，从本体论上说，历史现象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从认识论上说，历史意义是逐步生成、不断追加的。所以，理解它的意义，明白它的道理，确实需要一个过程。白居易有诗云：“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史学研究的艰难和趣味。